2017年，中国古代史延续了近年来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无论从史料的发掘、选题领域的拓展，还是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学术交流更加频繁。总体上讲，继承中有创新，发展中有反思。运用新史料深化历史研究

近年来，各个断代基本上都有新史料发现，促进了历史研究的深入。例如，简帛和碑刻资料的发掘、清水江文书与巴县档案的发现和整理，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发掘，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新的学术增长点。2017年，相关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学者们运用走马楼吴简研究三国时期户籍和人口，运用甘肃临泽晋简探索两晋十六国时期家产继承和户籍制度，运用秦简探讨秦朝职官制度，通过对上博简文本的解读来分析早期儒家君亲观念，都是利用简牍从事古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一些学者运用清水江文书分析黔东南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女性、土地买卖等，促进了明清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史和区域史研究。

“彭江沉银”的发掘是2017年明史领域的一件大事，有助于推进明末农民战争史、明代宗藩制度和四川地方史研究。4月7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历史学者座谈会”在眉山市彭山区举行，《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5期以《江口沉银研究的重要节点》为题，介绍了与会学者的观点，体现了考古学界与中国古代史学界的互动。

有些史料在数量上虽然不如简帛和清水江文书等，亦非考古新发现，但此前鲜有人关注或利用，对这类史料的挖掘运用也促进了相关研究，例如，庞乃明《正嘉之际明朝对葡外交之确定——以丘道隆〈请却佛郎机贡献疏〉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7年3期），运用《上杭县志》所载《请却佛郎机贡献疏》，探讨了明朝对葡萄牙外交方略的确定。

很多新史料尤其是简帛的发现和整理，既是对已有史料的补充，也打开了古史研究的“另一扇窗口”。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零散化问题，系统研究和相互协作还不够，这类新史料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文化史研究日益细化和深入，不乏创新之作，例如，臧知非《“算赋”生成与汉代徭役货币化》（《历史研究》2017年4期）分析了算赋制度生成的基础，认为“算赋是徭役的货币化”，这一看法有别于传统认识。陈宝良《明代地方官面对国计民生的矛盾心态及其施政实践》（《安徽史学》2017年2期）认为，明代地方官必须遵循官场规则，而后达到“致君泽民”这一理想，在“国计”与“民生”之间不免陷入矛盾心态，随之而来者则是对“民瘼”的关切，以及在施政实践中更为偏向于解决“民生”问题。

近年来，日常生活史、环境史、医疗史成为古代史研究热点。2017年，相关研究继续向纵深拓展，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例如，有的学者将医疗、环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探讨明清时期医者和江南士人对湿气的认识，以及基于防范湿气考量的日常起居安排。在环境史方面，既有对中国远古时期环境的考察，也有对秦汉时期农业精耕细作问题的评述，还有对宋代水利、明代农业开发与环境演变的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书籍史、阅读史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例如，胡宝国《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中国史研究》2017年1期）等论著，从社会文化史视角审视中国古代书籍的生产、受众和传播，突破了传统的出版史和文献目录学研究路径。相关成果的集中出现，预示着书籍史和阅读史或将成为研究热点之一。

在2017年古代史研究中，学者们的问题意识进一步增强。例如，赵永春《“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论辩》（《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3期）、楼劲《近年“中国”叙说和构拟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1期）等论著，都是基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而作的思考；环境史、医疗史和社会史的持续繁荣，则体现了史学界对当下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注；丝路史、海洋史研究的日益深入，更体现了史学研究者对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回应。

学术梳理颇为活跃，是2017年古代史研究又一亮点。各种形式的学术总结不仅回顾了以往研究成果，而且带有学术反思性质。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可知，仅题目中冠以“述评”二字的古代史文章就多达30余篇。此外，还有《2016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百年来的两周诸侯国政治联姻研究》《20世纪以来的秦汉日常生活》《清代南书房研究30年》等综述文章。一些学术会议也带有学术总结性质。例如，在10月21—22日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古籍研究所承办的“新视角、新方法、新观点：宋史学术前沿论坛”上，与会学者对近些年兴盛的“唐宋变革论”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当超越这一观点，将唐宋史研究引向深入。

2017年，学术争鸣、学术批评比较活跃，除了学术会议上彼此辩驳外，还体现在书评上。例如，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歇家研究〉的学术贡献》（《光明日报》2017年5月22日第14版）、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光明日报》2017年7月26日第11版）、胡铁球《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对〈明清歇家研究〉评论的回应》（《光明日报》2017年8月25日第11版），彼此间相互辩驳，但并无意气之争，而是进行平和理性的沟通。

总之，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古代史学界在不断总结和反思、交流和批评的基础上，努力开拓研究领域，拓宽视野，将古代史研究逐步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