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从来,教授,2000年获博士学位。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2013)。现任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曾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

　　主要研究货币政策、公司金融与收入增长问题。主持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项。出版学术专著10部,发表论文273篇。

　　记者:作为经济学研究专家,您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研究历程。

　　范从来:我是1980年考取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1983年本科提前毕业后留校任教,自然而然地走上了经济学的研究之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匡时的学科,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与时俱进、求实创新。我国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的客观经济现象和国家经济运行的现实需要是一个经济学者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

　　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正值我国经济改革发轫伊始。1978年的改革在全国展开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之一。如何更好地发展乡镇企业成为我早期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初,因教学工作的需要,我的工作重心由农村经济学转入金融学的研究。货币理论与政策是金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和货币化改革进程中亟需研究的重要现实经济问题。1997年,我开始对通货紧缩问题进行研究。“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导致我国的通货紧缩趋势”成为我的研究重点,形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项研究成果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上述对通货紧缩的研究是以封闭经济为隐含的研究对象的,随着我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就需要将研究视野向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拓展。在2001-2005年期间,我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立项研究“通货紧缩的国际传导机制”,系统研究了外部冲击对中国通货紧缩发生影响的渠道、方式、过程及其内在机理。研究成果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专家鉴定为优秀。2003-2007年,在我的研究中引入了开放经济和制度转型这两个因素,展开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运行机制”的研究。2013年以来,我们团队作为教育部创新团队立项研究“经济转型背景下稳定物价的货币政策”。

　　记者:新形势下,金融发展怎样驱动创新?

　　范从来:创新驱动能否实现,取决于金融等制度的相应调整。怎样的融资安排才能驱动创新?我认为,在中国经济迫切需要创新驱动的现阶段,必须依据创新的风险与收益特征,对融资做出以下安排:

　　第一,外源融资体系的建立是驱动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源融资的实现取决于金融体系的发达程度,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方向就是要大力发展金融业。

　　第二,外源融资中资本型金融相对于债务型金融更适用于创新性项目,应从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转向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

　　第三,资本型金融中的机构投资是支持早期创新企业的主要金融力量,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相应的机构投资主体和相应层次的资本市场来为其融资,机构投资人是金融方面重要的创新驱动者,对其的培育、发展是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四,现有的企业应大规模公司化改造,只有经过了这种改造,企业的资本结构才可能是开放的,企业股份的价值才可能是公允的,有了这些,机构投资才能公正公平进入,资本型金融才能和实体企业融合。

　　第五,创新驱动要将创新链前移,不是鼓励大众投资股票,而是要鼓励人们努力成为机构投资人,投资于创新的前端、中端以及产业化的形成阶段。

　　记者: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新时代?

　　范从来:益贫式增长作为亚洲发展银行减少贫困战略的三项支柱之一在1999年被正式提出。益贫式增长通常的含义是经济增长给穷人带来的收入增长比例大于平均增长率。在走向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益贫性应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目标。

　　只有益贫性才能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是从生产关系演进的角度加以阐明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马克思这里的分析说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性质本身决定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两极分化”的制度属性。这样的制度属性因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同一性,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崩溃,因而作为“两极分化”对立面的共同富裕就成为未来社会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可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在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坚持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将大大加快我国共同富裕的进程。

　　益贫性与经济的增长是可以统一的。益贫性是要鼓励每个人创造财富争取富裕的行为,不断解放劳动者推进共同富裕,这种益贫性与生产力的发展是可以统一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有三个重要的论断:第一,要使得生产力得到充分的发展,就必须让劳动者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第二,益贫性是生产的目的,即“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这层意义上的“富裕”,是指使全体人民共同致富。第三,共同富裕能够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这实际上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指出了益贫性与增长性之间的统一。中国必须强化经济增长的益贫性,在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做大蛋糕,实现中华民族的美丽富强。

　　增强益贫性的思路。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核心在“全面”,短板仍是贫困人口。解决这个短板,传统思路是先富带动后富,对低收入人群加大转移支付,共享发展成果。事实上先富带动后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就是要让经济发展成果自上而下传递到低收入人群,但是这个过程并非自动发生的。因此经济发展成果公平惠及全体劳动者,切实让全体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出路,这需要统筹考虑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经济增长更具益贫性。在目前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中高速增长背景下,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共建共享的有力抓手,在初次分配当中更加注重提高就业率,增加就业机会。在再分配当中需要更加注重再分配政策的精准性,围绕低收入人群的特征,展开制度设计,达到共建共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记者:请您跟做学问的青年人分享一下您的治学态度与体悟。

　　范从来:不管过去和将来,攀登永无止境,高度非我所求。在知识结构要广的基础上做到研究领域要专,找到适合自己的某个研究方向认真地做下去。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瞄准中国现实,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扎实研究,是能够引起共鸣并做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