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不久落幕的国际生命科学界的“奥林匹克”——国际生化大会上，从事RNA（核糖核酸）研究30多年的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细胞所金由辛教授有些神色黯然：对RNA家族的研究，如今已是最炙手可热的领域之一，而就在这样一次世界级的学术会议中，在与RNA相关的几十场报告中，中国学者的报告缺少振聋发聩的突破性见解，内容多为“拾遗补缺”。

　　最让金由辛难过的是，早在1998年，当全球生命科学界刚刚将注意力转移到RNA上，我国科学家就提出了“RNA研究应提速前进”的建议。可惜，由于未能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最终又错失了一次冲击世界前沿的机遇。

　　当“中国本土科学家何时问鼎诺奖”、“中国科学原创力如何培育”等问题一次次被提出之时，让我们回顾这个在国人热望下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冲击世界前沿，中国有多少机会可以错失？

　　回放：与“973”擦肩而过

　　1998年12月，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王应睐、中科院院士王德宝，和金由辛、曲良鹄等学者，在我国最高层次的一个学术会议——香山会议上提出，国际生命科学的动向显示，RNA研究将在21世纪出现“井喷”，中国应尽快加强这个领域的研究，抢占世界学术前沿。可惜，在紧接着的“973”项目评选中，RNA项目落选。

　　此后，直到2005年，RNA领域才首次获得了“973”项目支持。那几年间，作为国内研究RNA的主力，金由辛只申请到不足200万元的经费，遭受了不少冷遇。

　　而就在那几年中，国际上RNA领域的研究以一日千里的速度进展：1999年RNA对生命活动的催化功能得到明确，RNA的地位从细胞“助手”逐渐向生命“管家”升迁；从2001年到2003年，以及2006年，美国《科学》杂志每年评选的世界十大科学突破，小分子调控RNA都榜上有名；2006年，诺贝尔奖再次被授予RNA研究的重大贡献者，这是在过去百年中诺奖第7次垂青RNA领域。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国际前沿的差距不断拉大。

　　金由辛说，就在短短几年中，RNA研究领域新一轮的萌发基本完成，进入快速增长期，很多重大的、框架性的见解、成果已由国外科学家提出，虽然2005年后，中国对RNA领域的研究投入力度剧增，但已然丧失领跑机会，只能挤在追赶者的行列里；想在这一领域取得重量级的话语权，已难上加难——中国错失了一次冲击世界前沿的机会。

　　回顾：一次次扼腕与一路辛酸

　　金教授的叹息，让人想到了十多年前另一次令人扼腕的“失之交臂”。1997年，华裔科学家朱棣文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透露：中国一位科学家曾经在他的诺贝尔奖获奖项目——“激光冷却捕陷原子”的研究初期，处在这个领域的领先位置，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将优势保持到最后——这位中国科学家，是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王育竹先生。

　　王育竹院士提出的冷原子原创实验方法，比三位诺奖得主早了5年到10年，由于当时无法申请到足够经费购买实验设备，不得不将一次实验分成几次做，当1993年他终于做出成果时，论文发表已比国外同行晚了十几个月。

　　也许，有人认为，即使当年有了充足的经费，是否能做出能获诺贝尔奖的工作，依然是未知数。那就来看看另一位科学家的一路辛酸：同济大学道路交通系孙立军教授，独创了新的沥青路面结构行为理论，得到国际同行赞赏，可是在他前期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中，这个项目仅得到过两笔几万元的经费，因为国内没人看好他的项目，认为既然国外没有类似的理论，中国人能做出什么名堂来？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中国的原创火花或许还不够多，却并非没有，如果能及时得到足够的支持，取得成功并非不可能。

　　回味：基础科研该如何支持

　　中科院院士、“973”项目评委之一林其谁告诉记者，1999年是“973”支持基础科研项目的第一年，因经费有限，当时确定在生命学科中只选一个项目支持，而RNA项目名列第二。“在1999年，整个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都非常少。当时申请的RNA转录组项目需要的经费很多，所以选择了以有限经费更适合支持的项目。”

　　金由辛则认为，基础科研与应用研究不同，虽然选项目可以打分，但在经费方面应坚持长期稳定的支持。“基础科学领域的研究，探索的都是未知世界，谁也说不清下一轮‘领涨行情’会出现在哪个领域。”他认为，只有把各方面基础都打扎实，才能使中国科研实力有本质的提升。“押宝”式的经费支持，既可能造成王育竹式的叹息，也会造成RNA研究“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遗憾。

　　当然，科研经费投入也需要风险控制。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阮康成认为，国家的科研经费要支持一个大科研项目，必然要从科学目的、科研团队、研究条件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如何从众多项目中选出真正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工作加以支持，的确是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需要好好思考的。他说，现在我国已经在尝试，对一些有争议的项目先给予小额支持，若发展势头好，再进一步支持。“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既可规避一定风险，又可让创新的萌芽有生长空间。”

　　林其谁也认为，我国科研体制的确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目前我国过分强调竞争，在评选标准上也存在“一刀切”的弊病。对不同学科、专业还应区别对待，才能使多种基础学科协调发展。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是因为我国科研基础还相当薄弱，尚无冲击世界前沿的底气，而从那时至今的2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科研基础已有相当的实力和一定的底气，不再让冲击世界科技前沿的机会从指缝间溜走，已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