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身患癌症，仍在一线坚持，对病人不离不弃的合肥三院大外科主任、骨科行政主任杨祖华；一位是忠于岗位、兢兢业业，并毅然奔赴非洲，参加医疗援外任务的合肥三院骨科主治医师刘群。两位三院的“精兵强将”，凭借为了事业始终冲在一线的奉献精神，分别荣获“医师杰出成就奖”和“安徽好医生”称号。
据悉，为庆祝首届“中国医师节”，在安徽省卫生计生委的指导下，安徽省医师协会组织开展了“安徽好医生”和“医师杰出成就奖”评选活动。活动共评出“医师杰出成就奖”28名、“安徽好医生”92名。
“医师杰出成就奖”获得者 杨祖华：
身患重病仍“操刀一线”的 医者典范
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从医30余年成为三院骨科“金字招牌”
1975年，刚成年的杨祖华在农药厂找到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1977年恢复高考，杨祖华成功考入蚌埠医学院，“在学校里实践机会很多，慢慢地就越发喜欢医生这份职业。”杨祖华回忆往事时说道。
1982年，杨祖华从大学毕业，成为合肥市三院的一名医生。他一干就是30多年，勤奋好学、兢兢业业，加上多年的医学知识积累和临床经验的日益增加，目前，杨祖华已成为合肥市三院骨科门诊的“金字招牌”。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杨祖华就在省内率先开展了骨质愈合刺激素治疗骨不连、经椎弓根短节段内固定治疗胸腰椎骨折及腰椎滑脱，TFC椎间植骨融合术，骶骨肿瘤大部切除术。
2003年，杨祖华为中国科技大学研制的X光骨密度测定仪的临床试验提供数据，帮助其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2005年，他的显像导向经皮激光椎间盘减压术被批准为全省推广项目；同年他又在省内率先开展了经皮激光颈、腰椎间盘减压术等新技术新项目。
“时代在发展，治疗方法也在发展变化，只有不断吸取最前沿医学新知识，才能把医生这个职业做好，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杨祖华说道。
其实，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骨科临床诊疗名词的背后，遇到的困难与付出的艰苦只有杨祖华自己清楚。尽管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委员、安徽省骨科学会常委等头衔早已名声在外，但他仍然不满意。在杨祖华看来，“一个科室要大家都强才叫强。”为了打造强大的科室团队，杨祖华注重培养年轻医生，经常利用业余时间给科室医生上课，将自己潜心总结出来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
在他的带领下，其所在的市三院骨科先后被评为市“医学重点扶持学科”，获省、市级“青年文明号”等多项荣誉称号,其本人更于2012年被授予“江淮名医”称号。
体检查出肾癌晚期，治疗前仍在一线操刀做手术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因为工作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杨祖华经常感到腰背疼痛难忍，“有的时候，腰部会突然感觉一阵剧痛，起初也没太在意。”杨祖华说道。后来，同事们劝他去检查，因为手术较多，杨祖华一拖再拖。2004年的一次职工体检，但杨祖华竟被查出患了肾癌，需要立刻做“肾切除根治手术”，不得耽搁。“当时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检查时被通知已经是晚期了，必须立刻做手术。”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杨祖华仍心有余悸。
恰巧在决定做手术的前两天，有位慕名而来的股骨颈肿瘤患者，在不知他患病的情况下，一再要求他亲自主刀手术，同事想劝阻，但杨祖华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体的原因而拒绝，而是“拿起手术刀，走上手术台”，为病人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手术，手术结束后，杨祖华大汗淋漓，面色也十分苍白。
一般来说，肾脏肿瘤切除手术后需要进行三个月的免疫治疗。“每次注射免疫治疗剂后，会伴有刺骨的剧痛、发热、出虚汗，非常难受。”杨祖华说道。为了不影响查房和手术，杨祖华把原先在白天注射的“干扰素”改在晚上注射。再后来，骨科加床数增多，身为科室主任的杨祖华，为了做好科室各项工作，三个月的免疫治疗疗程还没结束就停止了治疗。
病人看了一拨又一拨，杨祖华却又被诊断出脊髓型颈椎病，多节段突出，行走不稳，而这种病与他长期站立低头手术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前不久刚刚完成了颈椎手术，颈椎后面植入了8颗钢钉，但因为脊髓被压迫严重，术后恢复并不太理想，脖子转动受限，右手手指麻痛，也会出现头晕。“作为骨科医生，我也很清楚这样的病痛只有通过平躺或按摩缓解，但是实在没有时间。”杨祖华说。
“杨主任没架子，找杨主任看病一点也不难”
和很多老百姓口中常说的“专家难找病难看”不同，每天早上上班前就来找杨祖华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杨祖华也总是每天7点多钟就到科室帮助慕名而来的病人诊治。
在记者采访期间，有不少“素昧平生”的病人拿着病历和透视片，都能够随意地走进杨祖华的办公室，向他咨询请教。“杨主任一点架子也没有，有问题他都是耐心解答，我母亲住院期间，在照料老人方面，我有很多不懂的问题，都来请教杨主任。”在三院骨科病房住院的病人家属说道。不仅如此，杨祖华还把自己在岗的工作时间详细地告诉病人，方便大家提前安排。
对一些生活困难的患者，杨祖华也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尽量让病人花最少的钱，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2014年夏天，一位残疾人家属找到医院，要求为其丈夫做残疾鉴定。得知病人行走不便时，他主动提出上门服务。
对病人，杨祖华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好医生；可对家人，他似乎又缺乏“情义”。自担任科主任以来，他从未休过探亲假及公休假，节假日也总要到病房去巡视。妻子脚踝骨骨折他无暇顾及；岳父重病病危，因为忙于科室筹备创建等级医院工作没能照顾；母亲病重住院，作为独子的他没能请假照顾，在母亲弥留之际，他正在为一位远道而来的农村病人做手术，留下诸多遗憾。“医者父母心，长辈们会理解我的。”
“安徽好医生”称号获得者 刘群：
在战乱国家“取子弹”的 中国医生
得知援外医疗消息，第一个报了名
2016年11月，安徽省卫计委组建第五批南苏丹医疗队，文件明确50周岁以上人员可以不入队，“得知有这样一个机会后，我很激动，这是多不容易的机会啊！我还记得当时是第一个去报名的。”刘群说道。
当时刘群正卡着年龄线，领导和同事都多次劝他不要申请援非任务，但他还是安排好家里80多岁年迈的父母亲，踏上了南苏丹的土地。“科室里很多年轻的医生家里孩子还小，需要人照顾，而我的后顾之忧比较小，家人也比较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所以自愿报名参与援外医疗。”刘群说道。
外语培训、援外纪律、团队协作……通过为期5个月的一系列援外专业培训考核后，2017的4月30日，刘群和队员们启程飞往全球条件最艰苦的国家之一——南苏丹，在朋友圈，刘群写道：“暂别各位朋友，一年后再见！”
用“实力说话”，改变当地医生的态度
“我们工作的朱巴教学医院是南苏丹医疗水平最高并且最大的医院，但设备异常简陋，甚至连个像样的诊室都不能提供，医疗条件和国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刘群说道。“设备和环境是一方面，当地的患者说的是阿拉伯语，只有部分患者会说英语，我们压根听不懂，交流也成为一大难事，必须通过医生来转达，可那里的医生有着一股傲气，一开始的沟通不是很顺利。”刘群回忆道。
但一次成功的手术，改变了当地医生的观念与态度。“记得是一个周六的中午，我们刚吃完饭就接到一个电话，让我们立马赶去病房。”刘群告诉记者，“等我们到了病房，看到一群当地年轻的医生围着一个受了枪伤的伤者手足无措，想取出子弹却不知道子弹的具体位置。”当地的医生问我能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我仔细看了下病人的情况，“在我们国家，其实这就是一个常规的手术，不算太难，当时就给他取出来了。”刘群说道。
“手术十分顺利，当地的医生知道我们是有真本领，而且能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事情，这些医生对我们的态度就有了明显的改变了，此后的沟通也逐渐顺利了起来。”刘群说道。
克服恶劣环境，做了一台植活率100%的植皮手术
由于战乱，朱巴教学医院收治的患者中很多是骨科等外伤，其中也不乏枪伤的病例。“除了诊室和病房，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当地手术室时，吓了一跳，铺设的地砖全部碎裂翘起，房顶、屋角蜘蛛网随处可见，手术室内物品杂乱无章，就连无影灯也不亮。”刘群介绍道，他接诊的第一位手术患者，左膝关节后方有一枚子弹，并且已经在体内存留一周了，有脓液渗出，必须尽快手术，在用X射线确定好子弹的位置后，只用了十分钟就为患者取出了一枚长约8cm的子弹。
还有一台手术也令刘群印象深刻，“有一位遭遇车祸的病人，在医院住了5个多月，其中一只胳膊的皮肤已经全部坏死，需要大面积植皮，而当地的医疗技术完全达不到条件，当地的医生也没有做植皮手术的技术。”刘群回忆道，“他们先是试探性地问了我，了解情况后，我就接下了这台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传统植皮手术的皮肤植活率大约为70%，而这台手术中移植的皮肤，近乎百分之百都存活了下来。
当地的医生人手不够，除了做手术，遇到需要拍片的患者，刘群还要“兼职”放射科医生。有时手术结束后，他全身汗湿，衣服如水洗，累得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直接蹲坐在地上休息。工作之余，刘群还为队员们理发，汽车有些小毛病，都是他亲自修理。在生活上，他尽可能地帮助年轻队员，克服在异国他乡的各种困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刘群在援非期间不仅治病救人，还要培养当地的医生和护士，规范诊疗操作，既可以让援助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能够得到合理利用，又能切实提高当地医疗质量和水平。好医生，既要治身体上的病，更要治心理上的焦虑
1988年大学毕业后，刘群一直从事骨科临床医学，从医30年，现重点从事运动创伤(关节镜)，关节置换以及创伤性骨折等治疗。回首自己的从医之路，刘群说：“其实是阴差阳错地走上了骨科医生的道路，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警察，但是由于家里几代行医，耳濡目染后，也选择了当一名医生。” 此外，在年轻医生带教上，刘群也毫无保留地传授新技术、新知识，深受患者和同事的喜爱。
谈到此次获奖，刘群笑着说:“作为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治好病人身体上的病，还要治好思想、情绪上的病。很多来看病的患者，他们的内心其实都是十分焦虑的，所以对待每一位病人都要耐心沟通，用病人能听懂的话来交流，从而消除他们的焦虑。”
王骏超/文 卓旻/摄 实习生 王瑞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