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年前，也就是2009年，第一届中国CSA大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以来，CSA开始走向网络组织形态，影响力也逐步扩大：CSA大会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北京、上海走向了福州、丽水、铜仁这样的非中心城市，也从小众走向大众，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和参与其中的人群。用国际CSA联盟副主席石嫣的话来说，CSA从最初的一个理念、一个农场走向了全国和世界。

　　在中国CSA联盟荣誉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看来，每年一次的CSA大会就像是农人们的一次“年终总结”，而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之下，今年这场以生态扶贫，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总结”，可谓恰逢其时。

　　在中国落地生根的CSA，将生态农业的星星之火和有志于CSA的新农人播散到中国广袤的乡村，为中国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动力；与此同时，这些新农人也遇到了困惑与挑战，也在积极进行着答案探索和实践。

　　仍要谈谈CSA是什么

　　尽管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支持农业）在生态农业圈里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理解这个概念仍需从其理念说起。

　　CSA的概念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的瑞士、日本等国家。在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亚洲理事会主席周泽江看来，CSA是一种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生产与消费模式。

　　从生产端来看，CSA以生态农业等体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内涵的农业生产方式为主；从流通环节来看，其强调“从农场到餐桌”整个流通环节的生态化和短链化。在这种模式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相互支持的关系。

　　“CSA绝对不是一种单项的支持。”周泽江强调，一方面，消费者通过支持生产者和消费行为，促进了生态和有机农业的发展，农村社区无疑得益了；另一方面，农民种出了生态有机的产品，保护了大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保障了消费者的健康，这是农村社区对城市社区的支持。

　　换言之，CSA是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孟妍是来自北京的一名消费者，她最初因担心食品安全问题而与CSA结缘，至今已经有6年。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最初接触CSA时，购买的产品其实并不多，而现在，她很少在市场上购买农产品了。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北京有很多家CSA农场，它们提供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完全可以满足我的家庭需求；另一方面，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已经和种植者建立了特别信任的关系，除了蔬菜，现在肉、蛋、豆制品、调料、零食都可以放心地购买。”她说。

　　在她看来，消费者和新农人之间不只是简单的“你买我卖”关系。以她自己为例，正因为了解接触了CSA，孟妍认识了新的朋友，也作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到大地之子食农教育项目之中——该项目旨在让孩子们走出教室，通过亲自种植、收获的体验式教学，培养他们珍惜食物的情感，以及对自然的尊敬与爱。

　　“我发现孩子们双手特别温柔地捧着菠菜小苗，移栽时特别小心，不敢使用小铲，都是用手挖土时，我就知道我们教育项目的目的达到了。”孟妍说。

　　像一根线将农户联系起来

　　CSA不仅以相互支持、直接互动、食农教育方式影响着城市的消费者，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乡村，投身CSA事业。

　　江西宜丰的生态水稻种植者姚慧峰便是其中的一员。在返乡之前，他曾在广州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在工作的第5年，他从媒体上了解到CSA模式，于是，他决心回到老家从事生态种植，并成立了生态水稻专业合作社。在他的带动下，社员们也都采用生态的方式种植水稻，水稻有了更高的售价，收入大大提高了。

　　在今天，有许多像姚慧峰这样的返乡青年成为了“新农民”。在石嫣看来，新农民是自主选择在乡村工作、生活，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是连接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鸿沟的桥梁。

　　“他们因工作生活在乡村，价值来源于乡村也回馈于乡村。”她表示，“生活就意味着要兼顾经济收入、社会价值（社群关系）、生态保护（生活环境）三方面的价值。”

　　新农民有城市的资源，也懂得城市消费群体的需求，同时，他们还可以连接那些种植面积很小的、年龄较大的农户，通过组织合作社或社会企业来构建销售平台和品牌。“每个人辐射几十个、上千名小农户，像一根线将距离城市更远的农户联系起来。”石嫣比喻道。

　　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2017年曾在媒体发文表示，到2020年，经营规模在50亩以下的小农户将有2.2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80%；到2050年仍将有1亿户左右，经营的耕地面积比重约为50%。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小农仍将是我国农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组织形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将这些分散的小农户联系起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石嫣表示，假设中国1000个CSA网络（农户、农场、合作社等不同主体）的每个CSA影响3~1000个农人，对应联系的消费者数量是3~6000人，那么总体上将影响相当数量的农人和消费者。

　　“乡村只有有了新农民，形成活水一样的新鲜动力源源不断涌入，才能真正振兴。”石嫣表示。

　　你在忧愁什么

　　姚慧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他的生态水稻种植采用以产定销的方式，因此一直以来，产品一直不愁销路。但是，每当与其他新农人交流，他被问得最多的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技术，二是销售。

　　为了让自己的产品被更多的人了解，来自福建的CSA农人黄璇连续参加了三届CSA大会的农夫市集。黄璇表示，生产生态食品的初衷是让孩子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现在还想把家乡武夷山更多的优质农产品“推出去”。

　　但是缺少销路一直是困扰她的问题。目前，她的产品通过微信朋友圈、朋友口碑相传以及几个CSA农场的平台进行销售。

　　同样来自武夷山的返乡青年吴华滨表示，除了缺少销路之外，交易的信任成本很高。“消费者对产品缺乏了解和信任，因此，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

　　这也是石嫣近来关注到的问题。她发现，随着CSA发展，也出现了渠道越来越多、生产者支付价格逐渐被压低的现象，生产端缺乏有效的组织，消费者组织起来之后更加注重价格和检测，却忽视了与生产者的团结互助。

　　而目前CSA在全国每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和程度不一样，很多小农没有做有机认证的可能性，因此，很难有一个被相对广泛群体所认可的标识和体系。

　　“问题的核心是，一端是分散化的农业生产者，另外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消费者。”石嫣表示，“在没有形成共同体时，交易的成本是非常高的。”

　　除了信任成本之外，农产品包装、仓储、物流每一个环节的成本都会影响每CSA农场的经营。再往农业生产的更前端，农业生产的工具、农业投入品、农业机械等等亦存在着系统性的风险。

　　一个鲜活的例子发生在2017年的樱桃季。一位农人严格按照生态的方式种植樱桃，以往樱桃都无农残，2017年却检测出低农残。在复检之后发现，原来问题出在周边果园污染和唯一外购的苦参碱上。

　　“新农人从事农业生产，绝不是某一个生产上的问题那么简单。”石嫣表示，新农人们往往要面对和尝试解决非常系统化和专业化的问题。

　　“现在的CSA联盟仍是网络化的联合体。”石嫣表示，下一步联盟将尝试推动CSA未来在更大程度上的联合。

　　她希望更多的从事CSA事业的新农人加入其中。而国际CSA联盟下一步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描绘出世界范围内的CSA地图，“哪些主体在做，在什么地方，规模多大？”石嫣说，“2018年，希望找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