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单商业性农产品收入保险诞生记
引言
2017年12月28日下午,内蒙古甘河农场相关负责人和农业合作社代表在当地举行的“保险+期货”理赔仪式上分别接过合计430万元的扩印版“现金支票”。在当年大豆种植效益意外下滑的情况下,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人保财险)和华信期货提供的这430万元收入险理赔款,使农场和农户投保的2.77万亩大豆顺利实现种植收入目标,他们脸上露出了笑容。这一全国首单商业性农产品收入保险项目是如何诞生的?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1、靠天吃饭:只能盼望无灾情好行情
甘河农场,一个始建于1966年的老牌国有大中型农场,现有耕地面积35万亩,以大豆、玉米种植为主,职工1800多人,其隶属于管理着600多万亩土地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和其他大部分农场不同,甘河农场不仅组织农业生产,还承担着社会化管理职能。虽然甘河农场具有农业机械化率98%以上、耕地实现大规模连片的优势,但由于自然和市场因素,要养活这样一座“小城”,仍殊为不易。
“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是靠天吃饭,年头好就挣一点,年头不好赔得谁也没招儿。”说这话的人,是当地种粮大户单环宇。
今年40岁的单环宇是土生土长的甘河人。如今,农民外出务工成了普遍现象,单环宇是为数不多的把种地当成事业来做的农民。单环宇夫妇有两个孩子,加上老人,是一个六口之家,农业生产是他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虽然地方口音浓重,但单环宇的思维在乡亲们中却比较超前。他清楚地知道,靠着几亩薄田永远不可能发家致富,于是从前些年就开始逐步增加耕地承包面积,并筹款购进农机具,希望通过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增收。
然而,这仍然是不够的。
2016年入夏后,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内蒙古遭受历史罕见旱情,甘河农场建场50年来也是首次经历如此级别的大旱。夏秋季节正值大豆作物的花期和果期,肆虐的旱情导致甘河农场4万到5万亩大豆绝收,即使是未绝收的豆田,产量也严重降低。不仅是庄稼,连居民生活用水都受到一定威胁。
整个场区如临大敌。除了通过增加牧业养殖等方式增收外,农场当时甚至不得不努力联络外界各大用人企业,帮助受灾农户外出务工以自救。
许多农户开始进城,可单环宇不能走。作为种粮大户,家里仅大豆就种了400多亩,此外还有大面积的玉米田,要是一走就全完了。可就在其拼命设法自救的情况下,当年他家种植的大豆,平均每亩也只收了120多斤,不到正常年景的一半。而这比起许多每亩仅收了二三十斤甚至绝收的乡亲还算好的。“2016年大豆、玉米全赔钱。”回顾当时的情景,单环宇很无奈。
这还不是农场面临的唯一困难。农户靠天吃饭,天气因素只占一半,另一个“天”就是多变的市场行情。比起残酷的灾情,行情的波动同样令人生畏。
2015年下半年,在国产大豆丰产预期强烈、进口大豆大量到港而下游采购谨慎的情况下,国内大豆价格跌幅陡然加剧。当年8月中旬,国产大豆市场价格尚在3700元/吨左右,而到了2016年4月,豆价已跌到约3200元/吨,跌幅超过13%。
这样的跌幅意味着什么?单环宇给期货日报记者算了笔账:他家的耕地每年承包费270元/亩,当地每年只能种一茬作物;另外大豆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成本合每亩将近200元,总成本约460元/亩。2015年单环宇家平均每亩豆田收获230多斤,售价不到1.7元/斤,收入仅约390元/亩,亏了约70元/亩。如果不是国家当年仍在执行的大豆目标价格政策保底,政府给予了相应补贴,单环宇家就有了大麻烦。
随着我国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推进,2017年3月23日,国家发改委发布消息称,当年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大豆的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机制,此举意味着大豆目标价格补贴正式退出。
虽然补贴方式已明确,但当时补贴额度尚不明朗。在2017年的播种季节,作为另一个种植选项的玉米的市场价已跌破种植成本线,在此背景下,承包农场土地的大量职工虽然不知道大豆种植补贴额度,但只能以“赌一把”的心态种上了大豆,接下来只能看市场行情和补贴力度了。
农业产业如何才能突破“靠天吃饭”的困局?命运真的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问题困扰了甘河农场的干部职工和农户很久,直到接触到一个新兴的风险管理模式——“保险+期货”,他们才看到了新的希望。
2、利器出世:“保险+期货”模式得到多项政策支持
2017年6月初的一天,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车上是华信期货长春营业部总经理周丹丹一行。从长春一路向北,途经齐齐哈尔,又过了嫩江。入夏的内蒙古已看不到黑土地,公路两边,绿油油的豆田连成片,与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方田”明显不同。
周丹丹此行的目的地正是甘河农场,前一天,她刚和甘河农场场长冯颖颉通过第一次电话,此次前往,就是为了帮助农场解决长期以来面临的种植收入保障问题。
期货,作为一种现代金融工具,具有发现远期价格和对冲价格不利变动风险的作用。在一些发达国家,许多农业企业和农场主都能够熟练运用期货、期权等工具为自己的经营保驾护航。而在我国,大量的涉农企业和农户对期货只闻其名,不知其情。
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探索建立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联动机制”以及“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分析人士认为,期货工具与已具有广泛认知的保险产品相结合,更有利于在农村等地区大面积推广。同时将期货转化为保险产品的形式,也能降低广大农企、农户参与期货避险的技术和资金门槛。
事实上,早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前,华信期货风险管理公司上海华信物产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信物产)就组建了博士团队,开展对“保险+期货”项目的研发。除了金融工程层面的理论研究,团队成员还大量走访农企、农户、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一方面了解农业主体遇到的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像怀揣“点子”的创业者一般向潜在的合作方详细阐述“保险+期货”的内在原理。为推广“保险+期货”这个对多数人还十分陌生的理念,华信期货总经理也常常亲自带队出马。
万事开头难,开始拜访的多家保险公司,由于担心冒风险,对“保险+期货”并不太感兴趣,可是团队成员并不气馁。功夫不负有心人,奔走数月之后,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保险公司终于被发现。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服务“三农”和实体经济,国内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纷纷大力支持“保险+期货”,开展社会宣传,并为部分项目提供补贴资金。受益于此,华信物产“保险+期货”项目的推进明显提速。
3、 珠联璧合:保险公司与期货公司携手服务“三农”
由于有过之前的电话沟通,周丹丹与冯颖颉场长见面后的沟通超乎想象地顺利。冯颖颉从小生长在内蒙古的农场,此后又在农业部北京农场管理干部学院上大学。在周丹丹眼中,冯颖颉兼具当地人朴实的性格和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既务实又愿意研究和尝试新生事物。此外,冯颖颉的雷厉风行也给周丹丹留下深刻印象,当听完周丹丹对“保险+期货”的进一步介绍后,冯颖颉非常重视,当时就要召开班子会进行研究。
没过几天,冯颖颉派副场长等一行四人突然到访华信期货长春营业部实地交流,返程后,农场随即召开领导班子会,并决定试水“保险+期货”。此后,周丹丹又两次驱车900公里,带着合作方人保财险的工作人员造访甘河农场,与农场及其旗下自愿参保的合作社进一步沟通并敲定细节。
2017年7月3日,华信期货、甘河农场、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和内蒙古分公司的负责人在华信期货位于郑州的总部正式签约,大豆收入保险项目正式运作,农场自付该项目的160万的保费。该项目合计承保面积2.77万亩,折合现货量约4432吨。
在该项目中,甘河农场并不需要直接参与期货市场,只需要向保险公司购买一份保险。与其他“保险+期货”项目基本采用价格保险形式不同,此次的收入保险条款设定了目标产量和目标价格。4个月保险期到期时,无论是由于受灾减产还是价格下跌,只要这2.77万亩大豆的实际种植收益低于目标收益,农场和参保合作社就会得到保险公司的差额赔付。其中,人保财险承担产量风险即灾害风险,华信物产承担价格下跌风险,并通过期货市场复制期权,将风险分散到期市中。
“我们希望通过该收入保险项目,提前确保农户的收入。”冯颖颉说,“在保证基本收益的基础上,如果市场价超过保险的目标价格,收入还可以更多,这将大幅提升农户的种植积极性,并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民族大豆产业。”
甘河农场副场长吴宁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甘河农场大豆的平均产量为250斤/亩,按照2017年1.78元/斤的销售价格,一亩地的销售收入为445元,而成本却在450—460元/亩。如果不加补贴,平均亏损5—15元/亩,处于销售收入不能完全覆盖成本的情况。“如果不是参加了‘保险+期货’的项目,辛辛苦苦一年就等于白干了。”吴宁说,此次赔付金额为155.56元/亩,这能够为下一年的生产经营带来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同以往的“保险+期货”项目主要依靠交易所和地方政府提供的保费补贴不同,此次的项目由甘河农场及农户支付全额保费,不涉及补贴,是国内第一单纯商业性质的收入险项目。由于再也经不起灾情和行情的“折腾”,单环宇积极尝试,也成了首批参保大豆收入险的农户之一。该项目的成功实施进一步说明了农场和农户对“保险+期货”模式的认可,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对比之前参与的政策保险,此次参与的商业性收入险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甘河农场副场长孙艳辉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政策险通常只保产量,而且赔付额度较为有限,如果遇到重大自然灾害,赔付款可能还无法覆盖实际的生产成本投入;而收入险既保产量又保价格,为农场和农户搬开了灾情和行情这两座“大山”,在实现预期种植收益的同时也为第二年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保障,因此新增的这部分保费成本是必要和值得的。
在冯颖颉看来,“保险+期货”将升级我国的农业经营模式,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冯颖颉同时呼吁,我国政府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加大农业保险补贴力度,支持其在生产过程中增强抗风险的能力,“目前每亩作物需要几十元保费,如果政府能够补贴七到八成,农户参保的积极性将会大大提高,这也将加快我国的农产品市场化价格机制改革”。
未来可期:
4、模式有望常态化、制度化
自2015年推出试点项目以来,“保险+期货”在实践过程中不断验证了其可行性,2017年一批试点项目加快落地推进并顺利完成操作,在2017年年底之际,各品种、各项目结项理赔的捷报从全国各地纷涌而至。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护航“三农”的创新金融工具,“保险+期货”已经连续两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这不仅体现了中央对于期货市场创新发展的肯定,也是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的看重。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进农产品期货、期权市场建设,积极引导涉农企业利用期货、期权管理市场风险,稳步扩大“保险+期货”试点。“保险+期货”的试点范围和规模在两年间不断扩大,正是我国期货市场对于农业风险管理模式与体系进行的深入探索。
在北京工商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胡俞越看来,“保险+期货”是农业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下的一种创新形式,在风险管理模式上也有很多拓展,如“公司+农户+合作社”“订单+保险+期货”等多种模式。“‘保险+期货’确实使‘精准扶贫’落到了实处,也达到了‘精准扶贫’的效果与目的。”他说。
在助力脱贫攻坚、打通支农惠农的“最后一公里”上,“保险+期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保险+期货”是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保障我国农业有效供给的重大转型尝试,而期货市场的介入更是使用其风险管理的功能、利用全社会资本保护农业基础产业,将来自市场价格的系统性风险分散、转移,从而稳定农民收益的有效途径。
2017年,“保险+期货”试点项目以其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迅速实现多点开花,在天然橡胶、棉花、鸡蛋等多个品种上均有所进展。据了解,2017年国内三大商品期货交易所共开展79个试点项目,总试点规模达80万吨。在行业人士看来,“保险+期货”可以实现农户、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等多方受益,从最初的价格险扩充到现在的收入险,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相较于价格险,收入险具有诸多优势。“在农业生产与经营中,丰产不丰收是十分常见的,丰产可能造成供过于求,从而会引起价格的下跌,使得农户没有真正得到丰产的收益。而收入险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更能使农户得到真正的实惠。”胡俞越对期货日报记者表示。
然而,“保险+期货”项目的进一步扩大推广仍面临着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资金与政策支持有所欠缺、农户承担保费压力过大方面。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保险+期货”项目主要是在粮食主产省和主产县落地,这些地方大多是财政弱省、弱县,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有限,而来自交易所的补贴也是有限的,这大大影响了农户参与“保险+期货”的积极性。因此,商业性保险的探索就显得很有必要。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如果保费来源有可靠支持路径,“保险+期货”项目就可实现大规模推广。这也对保险公司、期货公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对“保险+期货”模式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与完善。
在胡俞越看来,“保险+期货”未来可以在三个方面进行拓展。“首先,农险的险种相对偏少,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其次,与国际上成熟的农业风险管理模式相比,我国‘保险+期货’试点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交易所以及个别的地方政府,可以看出,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与调控作用还相对有限,政府在对接时也尚未建立完善的财政补贴机制,对保险公司和期货公司也暂时没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因此,要把这种模式常态化、制度化。此外,‘保险+期货’模式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农产品品种甚至工业品品种中去。”胡俞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