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科研论文产出和专利申请连年增长，另一方面，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象广受诟病，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成为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但是，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于12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高科技产业化高峰会议上所强调的，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仍面临“大而不优、大而不强、附加值不高、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总体处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低端、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仍需引进”等“高技术难以成功产业化”的重大问题。

一方面，科研论文产出和专利申请连年增长，另一方面，科技和经济“两张皮”现象广受诟病，如何破解这一矛盾成为当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命题。

产业“反过来”定义高技术

何谓高技术？ “科学没有高低之分，但是技术有高低之分。”中国工程院院士、制造强国战略研究负责人朱高峰表示，所谓技术高低无非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复杂性和难度。

但是，这两个指标很难体现为量化的衡量标准。朱高峰坦言，复杂性和难度系数大小是“不那么容易取得相同意见”的问题。

从产业角度来讲，高技术产业的主要标志就是研发投入大。朱高峰介绍道，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此有一个比较粗的标准，即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10%以上。该标准将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认定为高技术产业，“我国也有这个认定”。

高技术是核心技术，但朱高峰认为并不是由高技术定义高技术产业。他表示，“需要明确的是，是由高技术产业反过来定义高技术的。”

我国尽管认定了这几个产业为高技术产业，但在研发投入方面，除了航空航天之外，其他产业远远没达到销售收入的10%，甚至与10%相差甚远。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制造增加值率从改革开放到目前为止不断下降。朱高峰坦言，“能够拿出来用于研发投入的钱不多”。

研发与创新不能混为一谈

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途径是什么？朱高峰介绍道，第一阶段是研发，第二阶段是创新。研发阶段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创新阶段包括设计、生产、销售、售后服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吕薇表示，创新的本质是通过发明创造和利用知识来创造财富，研究开发是创造知识和发明技术的过程，技术创新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

在朱高峰看来，当前我国高技术产业存在把研发阶段、创新阶段两个阶段“混为一谈”的问题，言“创新”必谈“研究、研发”，媒体报道所涉及的“创新”也“相当大一部分是在讲研发”。但事实上，两个阶段有明显的区分。

“研发阶段要有一个思想，把这个思想做出来就能够证明这个思想是正确的，或者根据思想做出一个样品就行了，至于这个样品能不能形成产业，这不是研发阶段能够解决的问题。而创新阶段，则需要把样品投入生产，形成产品，能够销售出去取得科学价值，最后要取得经济价值。”朱高峰说。

此外，两者的实现条件、实现方法也不同。研发阶段主要在实验室，在小的特定环境里进行，创新阶段则需要到工厂进行试验；研发阶段是小部分人精雕细刻，创新阶段则是大规模生产工艺、大装备形成大批量生产，能够销售到市场上。

“两个阶段之间的衔接容易脱节，全世界都是如此。”朱高峰表示，国外称之为“死亡谷”，即研发做得很好，后面阶段却不能实现。

“研发阶段对市场需求情况不见得很清楚，研发技术人员没有大量的知识了解市场，这是相当普遍的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比其他国家要严重。”朱高峰说。

基础研究“慢病”需“急诊”

培育产业发展需要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公布的信息，当今世界上60个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发明，其早期基础研究都曾接受过NSF的资助，其中包括互联网、3D打印、现代药物、量子计算机、移动通信、气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等。

这似乎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现实落地却并不尽如人意。朱高峰表示，当前，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整个研究开发费用里所占的比重是5%，而美国是15%以上，差距非常大，“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也经常讲，但是我们这方面的投入就是很少”。

究其原因，主要是基础研究的变现时间长及其产业化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均是绕不开的客观现实。NSF统计显示，从提出基础研究课题到实现商业化，往往需要20-30年的时间，比如人工智能的概念从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到70年代才开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1997年才研发出持续性识别语音的个人电脑。

但基础研究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源所在，太过“短视”显然违背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初衷。

“基础研究是重大技术创新的重要基础，具有更广泛的扩散效应和放大效应，虽然基础研究不提供重大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但向社会提供新知识、新原理、新方法，重大基础研究成果能催生新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吕薇说。

基础研究的“慢性病”还需“急诊治疗”。吕薇表示，“我们迫切需要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有一种说法认为基础研究投入少主要问题在于企业投入不足。朱高峰却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他表示，基础研究主要还是靠政府投入，而是否在基础研究投入是企业的“一厢情愿”。

吕薇表示，基础研究到创新需要长期的过程，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应用发展方向具有不确定性，“创新链各环节的市场化程度和风险不同，所需要的资金性质不同，市场和政府的作用也不同。”

吕薇认为，目前我国还处于“以追赶为主”的阶段，基础研究要更多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投入，不能过度强调成果数量和成果转化，要加强对基础研究人员的稳定支持。

扩大技术交易面

鼓励企业家主导创新活动，企业家有没有创新积极性？企业在面临生存问题时，是先“保创新”还是“保吃饭”？这是一系列很现实的问题。

朱高峰说，国外相当一部分企业即使面临“吃饭”问题，但还是会借钱继续搞创新，而中国却非如此，“不光是因为企业家，还因为我们客观现实不允许”。

因此，要培育创新意愿。高技术产业的特点是要不断做微创新、再创新，朱高峰说，“这个时候投入要靠企业，所以企业家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作用更突出。”

与之相应的，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尤其重要，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缺一不可。朱高峰表示，我国目前的金融市场缺乏规范性竞争，这是很大的问题。此外，技术市场需要扩大购销双方交易面。

“我们有两千多所大学、上千万家企业，大学有了研究专利、成果以后，希望转让出去，眼睛都盯着大企业。”朱高峰说，“大家都盯着大企业，反过来，大企业需要资源的时候盯着名牌大学。这样，交易面就非常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