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7月25日讯（记者杜铭）“2015年以来，二级市场有91个A股上市公司和8个港股上市公司转型进入健康产业，其中包括22个大型房地产企业，表明社会各方面对投资健康产业很积极。”近日，在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介绍。

7月21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在第二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上致词。 本报记者 杜铭摄

尹中卿表示，健康产业包括健康管理、康复保健、休闲健身、养生产业、养老产业、医疗服务产业等，是规模大、覆盖广、链条长的民生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新引擎。

不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傅卫指出，这几年社会办医发展比较快，数量上已经占了半壁江山，但费用占比没有太大变化，还是30%左右；服务量占比也没有超过20%，仍处于较低水平。“健康服务供给主体仍比较单一。”傅卫说。

据统计，2016年我国人均经常性卫生费用为404美元，不足德国、法国的1/10，美国的1/20；2016年我国经常性卫生费用占GDP比重为5%，与35个OECD（经合组织）成员国比较，也仅高于土耳其的4.3%。无论是人均水平还是总量上，我国的卫生经费都相对不足。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公共卫生预算内实现全民健康目标，是政府和业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早在30多年前，健康经济学就在西方获得了大发展。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说，“健康是高度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的领域。如何用比较低或可以负担的成本，保障更多更普遍、比较好的健康水平，是尖锐的经济学挑战。”

当前，我国健康总供给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生在医院的费用起码在60%以上，而近几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经常性卫生费用占比却从2012年的11.7%，下降到了2016年的8.8%。”傅卫说，健康服务供给的“倒三角”问题还在加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指出，由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到位，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仍存在严重偏差，以大医院为中心，基层能力明显不足；技术路线选择倾向于高精尖，适宜技术明显不足。“这种服务模式是行不通、不可持续的，导致卫生费用增长过快，宏观绩效不佳，医患关系紧张。”葛延风说。

“要应对疾病防控挑战，最有效的手段是采取预防措施，尽可能延缓疾病发展到下一阶段。”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教授说，越到后期医疗成本越高，患者不光经济负担加重，而且健康恶化，给家庭和社会都带来负担。

她举例说，高血压预防成本比较低，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等；在一期治疗，抗高血压药物多则几百块钱，少则几十元。但如果前期不控制，发展到最后会伴随心脑疾病，甚至于衰竭、最后失能，治疗代价非常高。

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重医轻防”现象，这是由于健康及预防措施效果显现比较滞后，一般要投入十年以上才能有效果，对政府的激励不足。

“大量资金、优质人力用来治疗重症患者，但一些有预防价值的技术却因投资收益小而得不到发展，这难道是医学的发展方向吗？医学技术越来越进步，医生队伍越来越庞大，而病人却越来越多，这是医生的成功还是悲哀呢？”吴明认为，未来医学与其在下游努力，不如到上游“治未病”。

葛延风认为，应全面调整卫生发展战略重点，从医疗为中心转向以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为中心。尹中卿表示，要推进放管服改革，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卫生与健康服务，加快健康产业发展，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

随着我国提前进入老龄社会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健康经济还将面临城镇化、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等更大挑战。2016年，占人口总数10.8%的老年人群消耗了全人群28%的治疗费用；预计到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55亿左右，占总人口的17.8%左右。老年人治疗费用占经常性治疗费用的比重将不断上升。

“随着老龄化加深，对医疗保健、康复护理、生活照料等服务的刚性需求日益增加，推动健康经济快速增长。”傅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