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公民器官自愿捐献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天使女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一张照片记录了2012年11月9日发生在广州的一个肃穆的瞬间——身着手术服的医护人员摘下口罩,向手术台上的“天使女孩”致敬。女孩叫吴华静,17岁,韶关学院医学院中专生,因车祸离世。为实现她生前的心愿,父母捐献了她的肝脏、双肾和眼角膜,拯救了3个人的生命,让2个人重见光明……

　　此后,中国公民身后捐献器官的案例越来越多,更有许多人登记成为自愿捐献者。2015年1月1日,中国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公民捐献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有人认为,中国器官捐献的“冬天到了”。可之后的2016年,中国完成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

　　数字背后的故事,鲜有人知。

　　由于器官的捐献与分配涉及文化、伦理、法制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器官捐献曾走过一段漫长的“冰河期”。中国曾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多个国际组织也对中国器官移植存在误解和质疑。

　　2005年,在由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世界器官移植管理高层会议上,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有人说中国多年无法建立公民自愿器官捐献系统,是因为受‘入土为安’思想的影响。但我始终认为,脏水不要泼到祖先身上,落后不能怪老百姓。”

　　回国后,黄洁夫多次宣示了建立公正、透明、让公众信任的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决心。

　　2006年,卫生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临床应用和管理峰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广州宣言》诞生,“宣言明确了器官移植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又要符合全世界的公共伦理学准则。”黄洁夫的学生、如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科学科带头人何晓顺听到了“改革的号角”。

　　2007年《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实施;2010年的《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国内器官移植事业踏上了法治化、规范化的道路,探索器官移植“中国模式”的漫长征程也从未停步。为解决器官来源的瓶颈,原卫生部与中国红十字会于2010年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工作试点,成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委员会。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成立。

　　经过了3年的艰辛努力,中国成功解决了移植事业的法律框架与管理机构、中国器官捐献三类死亡判定的科学标准与流程、对捐献者家庭人道主义救助的政策与办法等一系列难题。至此,一个遵循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符合中国国情的器官捐献移植体系初步形成,即人体器官捐献体系,人体器官获取与分配体系,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服务体系,人体器官移植科学注册体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监管体系。

　　专家认为,心脏死亡捐献模式的成功应用,开启了中国身后器官捐献之门,更被誉为是“中国对世界器官捐献事业的创新与贡献”。何晓顺说,国际上,移植器官主要来源于脑死亡器官捐献,然而在我国,脑死亡概念尚未被广为接受。“以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为主体的中国三类捐献模式,是政府启动捐献工作的战略决策。然而,由于全球均没有成熟经验,这种捐献模式是否可行,过去谁都不知道。”业内认为,心脏死亡后大多数器官必须在15分钟内获取,否则无法捐献。何晓顺团队系统解决了供体识别、器官维护等一系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的核心技术问题。何晓顺透露,他所在的移植中心,捐献肝脏和肾脏的使用率分别达94.6%和92.7%,高于美国的74.3%和73.1%。

　　今年7月,何晓顺又带领广州器官移植医生另辟蹊径,在为一名肝硬化合并小肝癌的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时,创造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中断血流”新办法。据何晓顺介绍,其团队从数年前开始致力于自主研发“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这种“多器官功能修复系统”可在手术前模拟人体机制,为器官提供血液,从而修复器官功能。

　　何晓顺说,采用这项新技术,肝脏里的“血一直是热的”,血流片刻都没有中断,让捐献者转赠的“生命礼物”少受损伤,最大限度地保护器官功能,使器官以更“鲜活”的状态在受捐患者的体内立即“工作”,从而极大地避免了器官移植的常见并发症。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人数超过33万,捐献大器官3.8万多个,通过移植挽救了3万多位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中国每百万人口的实际器官捐献率由2010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2.98。“当中国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后,有人说中国器官移植的冬天来了,但我说中国器官移植的春天来了,数据证明我是对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席)黄洁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2017年2月,71岁的黄洁夫参加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向与会代表分享了器官捐献与移植管理的“中国方案”。(记者肖文峰、肖思思 实习生胡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