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云激荡，40年沧海桑田。如今，站在40周年的节点上，人们应该如何回顾和总结保险业这过去的40年，过往的经验又将如何影响明天行业的发展？
今日发布的文章原题为《从传统业务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保险业转型升级之路》，经授权摘编自中信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中国金融四十人看四十年》一书，有所删节。本部分作者为中国人保(行情601319,诊股)集团董事长缪建民。
作为保险业的一名老兵，缪建民基本完整见证了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巨大变化，在他看来，中国保险业已经成功实现了四个根本性的转变：
从财政保障功能的替代物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低效垄断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从风险管理到资金融通
从信息化“补课”到数字化融合
但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曾经粗放的发展方式也为未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主要包括保险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市场周期下行、发展方式粗放、收益率中长期下降等。中国保险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缪建民
我是保险业的一名老兵，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学习保险专业，80年代末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总部工作。1995年，南下赴香港中保（即现在的中国太平）工作。2005年12月，重返内地保险业，到中国人寿(行情601628,诊股)工作。2017年2月，中央调我到人保集团任职。这样的经历，使我基本上完整地见证了中国保险业这40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也亲身参与了许多重要领域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保险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实现了根本性转变，正快步行走在从传统保险业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升级之路上。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保险人将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地把保险业改革开放引向深入，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保险业在40年改革开放中实现了根本性转变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40年来，中国保险业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锐意深化改革，勇当开放尖兵，行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保险市场由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全部保费收入只有4.6亿元，到2017年底，全国保险机构达到218家，总资产16.7万亿元，实现保费收入3.7万亿元，市场规模增长7900多倍，世界排名跃升至第2位；承担保险责任金额4154万亿元，是同期GDP的50倍，保险赔付也达到了1.1万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保险大国。
在这些数字值增长之外，更可宝贵的是，行业在发展定位、体制机制、行业功能、人民获得感等方面实现了根本性转变。
根本性转变之一
融入发展全局，从财政保障功能的替代物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保险工作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直接面对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多保险产品都具有互助共济性，可以说是准公共产品。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与1958年停办国内保险业务的逻辑相一致，保险业的发展定位更多是财政保障功能的替代物。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政策，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提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1979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分行行长会议纪要》，做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中国人民银行立即颁布《关于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和设置保险机构做出了具体部署。
需要注意的是，《通知》指出，“参加保险的财产一旦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契约的规定负责赔偿，国家财政不再核销或拨款”。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保险业定位为财政保障功能的替代物。
随着保险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保险业务领域的逐步拓展、保险机制作用的发挥，国家对于保险业发展定位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2006年，与改革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市场化风险保障模式和社会管理模式的要求相适应，《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2014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国务院再次专门颁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开篇即重申“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并明确提出“立足于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放在经济社会工作整体布局中统筹考虑”。
相应地，各部委和地方政府也越来越多地把保险纳入自身“工具箱”，脱贫攻坚、绿色中国、健康中国、乡村振兴、“一带一路”倡议、旅游出行、安全生产等政策中均可看到保险的身影。
40年来，保险业的发展定位实现了从“财政保障功能的替代物”，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再到“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性转变，与国家改革目标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变高度契合。
保险人也不辱使命，主动融入服务党和国家战略，主动服务实体经济和保障民生，服务大局的能力不断提高。特别是构建了适应我国分散性农业特点的业务模式，有效解决了以家庭为单位分散性农业运作模式下开办农业保险的国际性难题，农业保险市场规模跃居世界第二，2017年为2.13亿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2.79万亿元；开创“大病保险+专业经办服务”的新医改典型经验，为国家出台大病保险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支持，推动大病保险从无到有。2017年大病保险项目共覆盖10亿城乡居民，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刊文对此表示肯定，认为这具有国际示范意义。
这些充分体现了保险业与时俱进的改革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表明保险业将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
根本性转变之二
引入竞争机制，从低效垄断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改革开放的精髓就在于竞争机制的引入。保险业40年来取得的成就，从根本上得益于改革开放为行业发展创造的有利外部条件，其中，大力推进行业的市场化建设、引入竞争机制是最重要的一条，包括引进外资和实现内资市场的充分竞争方面，保险业都走在金融行业的前列。
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人保一家公司。那时人保公司不仅是一个商业保险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还代表政府履行监管职能，包括起草了新中国第一个保险公司管理条例，代表政府参加对外谈判等。在早期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中涉及保险业的谈判中，我曾代表人保公司参加。应该说，在当时保险业处于复业起步阶段、实力弱小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独家经营对于行业的全面恢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保险需求的增长，人保独家垄断经营的弊端逐渐暴露，突出表现为创新动力不足，保险费率居高不下。当时，据说有的企业为了买保险，还要请人保公司的干部吃饭；对照今天保险市场白热化的竞争，真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竞争机制的引入，使保险业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主体发展到了220多家，先后经历了从人保公司独家垄断，到20世纪80—90年代初期平安、太平洋(行情601099,诊股)保险公司成立后的寡头垄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泰、华安、泰康、新华人寿等一批公司设立的有限竞争，再到现在充分竞争的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中，消费者的地位和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选择权也越来越多。比如，最初人保公司的寿险产品只有意外险和简易人身险，而现在市场上各类人身险产品已非常丰富，涵盖传统寿险、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意外险、健康险等人身险险种，注册产品高达上千种。
比如，推进商业车险改革，放松了过去车险定价的统一性，让有良好驾驶习惯的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车均保费2016年下降了5.3%，2017年进一步下降了3.6%，显著提高了消费者获得感。
竞争机制的引入，也使保险业在开放中实现了国际接轨。回顾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进程，保险业可以说是开放时间最早、开放力度最大、开放过渡期最短，无论是作为入世谈判的焦点还是新时代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国家整个对外开放布局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
实事求是地讲，“入世”之时我国保险体系很不完善，保险机构无论体制、机制、产品、理念等，都距离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化竞争主体有较大差距，业界对于开放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畏惧心理。但是从金融改革开放大局出发，经过综合权衡，我国决定以保险业率先开放换取银行等其他金融行业更长的过渡保护期。
保险业开放的入世承诺，在当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狼来了！”“生死大限”等惊呼声在中资保险界响成一片。但回过头来看，开放催生了竞争，开放带来了繁荣，在“内资”与“外资”的交流碰撞中，外资公司不但没有像此前业界人士担忧的那样“吃掉”内资机构，反而更像是一批投入中国保险池塘的“鲶鱼”，个人营销代理制、偿付能力监管、保险资金集中运用、银行保险、投资连接险等先进的技术、管理与产品服务被先后引进来，成为中资保险机构迅速成长的催化剂。
“入世”前没有一家中资保险机构进入《财富》500强，而2017年有6家上榜，上榜数量位列全球第三，其中中国人寿、中国人保、中国平安(行情601318,诊股)都进入了前120位，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高。
40年来，保险业引入竞争、推进市场化，增强了行业的活力和创造力，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过去，有人一谈起竞争就说“恶性竞争”，实际上竞争只有公平和不公平之分。金融监管就是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同时防范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
监管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保险市场参与者、消费者都需要的公共产品。它为市场参与者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只要创造了这样的环境，竞争就应该是公平的。监管要防范的是不公平的竞争。如果一家企业被淘汰了，说明这家企业不适应市场，不被客户所接受。监管如果创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同时防范了风险，保护了消费者利益，那么这种监管就是一种优质的公共产品。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整合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组建中国银行(行情601988,诊股)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强化功能监管，相信将更有利于推进保险业的市场化进程。
根本性转变之三
拓展金融属性，从风险管理到资金融通
金融吸收储蓄，并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从全球保险业发展历程来看，保险经历了一个从非金融到金融的转变过程。
传统保险属于风险管理的范畴，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损失分担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二是具有明显的相互救助的性质，是社会救助的一部分。随着产品的开发（特别是储蓄性、投资性产品的开发），以及保险资产管理的发展，保险才逐渐具备金融属性。
40年来，我国保险业的金融属性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进入保险业，由于没有储蓄投资型产品，那时候的保险公司没有金融概念，保险资金基本上以银行存款形式进入了银行。20世纪90年代初期，保险在特定时代办过“三产”。1995年，《保险法》颁布，保险资金运用开始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但严格限制在银行存款、购买国债、金融债。
我国保险业完整意义上的金融功能是在21世纪以后逐渐培育起来的。21世纪以来，在应对利差损的背景下，行业开启了分红、万能和投连等具有储蓄投资性质的产品创新。有了这些产品之后，强化了负债管理，开始成立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集中化、专业化的资金运用。有了资金运用以后，又强调资产负债的匹配，逐步形成了风险管理与资产管理业务双轮驱动的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又从资产负债互动的角度提出了资产负债管理，主动从源头上化解资产负债错配风险。这一期间，我有幸执掌国寿资产八年，担任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首届会长，在业内率先开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咨询、设立保险系基金公司、发行保险资管产品等业务创新，将国寿资产打造成为国内最大的保险资产管理机构；推动保险资金业外委受托、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注册发行、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等体制机制改革，为国内保险资产管理的专业化、市场化发展、保险资产负债的和谐互动贡献了自己一份心力。
正是因为具有了金融的功能，我国保险业才开拓了市场、推动了发展，并且满足了需求、提升了服务。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对保障的边际需求是递减的，但对于财富管理的边际需求是递增的。西方保险业发展的历史和这一判断大体上一致。如美国保险行业在整个金融行业的占比最初是逐年增加，但到一定程度后，其他金融业（如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发展更快，保险业在金融业的占比又出现了递减。
对保障的需求是：很穷的时候，买不起保险；收入提高后，可以买到保障；但收入再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自己就可以保障自己了，这时保险的边际需求就是递减的，而财富管理需求则是递增的。40年来，我国保险业资金融通功能的发挥就是适应了这种转变，这是保险业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转型。
需要注意的是，保险是金融，但又不是纯粹的金融，行业金融属性的发挥必须以保障属性的实现为前提。近几年来，由于对保险业股东结构和资产负债管理的约束严重不足，少数公司通过销售中短存续期产品或非寿险投资型产品为主的“平台型”发展模式，使保险行业偏离了保险保障的本源，保险资金举牌上市公司的现象频繁出现，扰乱了金融市场与资本市场，形成了突出风险隐患，值得行业反思和警惕。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及时提出了“保险姓保，回归本源”“做优主业，做精专业”的要求，为行业把握好保障属性和金融属性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明确方向。
根本性转变之四
利用现代技术，从信息化“补课”到数字化融合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保险单是一种无形商品，保险业与客户之间的所有交互都是围绕信息而发生，科技对于保险业更是有着特殊价值。40年来，保险业坚持以科技变革支撑和引领改革，对标国际同业进行信息化补课，对标互联网企业推进实施数字化战略，在提升业务效率的同时，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保险体验。
20世纪80年代复业后的很长一段时期，保险业务处理主要依靠手工或半手工。1996年保险业分业经营后，随着保单数量激增，计算机才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手工出单。“入世”后，“与狼共舞”的中资保险机构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与国际领先保险企业间存在的明显差距，其中尤其明显的是信息化建设，进而掀起了一波信息化“补课”潮。
2010年，人保集团南信息中心投入运营，成为率先建成大型信息中心的国有保险集团。随后，中国人寿也建成了现代化的数据中心，信息技术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到日本考察保险公司的信息化建设，回来后汇报称当时日本许多保险公司采用的IT技术远比国内落后。可以说，经过30多年的追赶“补课”，中国保险业至少在信息化硬件平台上赶上了国际同业。
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果传统保险公司在数字化方面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被时代淘汰。
在完成信息化“补课”的基础上，与“数字中国”建设相适应，这几年保险企业又陆续启动实施了数字化战略。2017年，中央调我到人保集团任职以来，提出了“智·惠人保”数字化战略，我们将在信息科技应用、新技术布局、商业模式创新三方面持续发力，在移动互联、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等多个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应用，通过数字化重塑努力打造全渠道体验、智能分析、生态系统三大关键能力，不断推动“以客户为中心”的创新与变革，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保险需求。
科技支撑下的保险新业态也在快速崛起，最典型的是原保监会2013年批准设立全球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保险公司，在近几年毕马威发布的全球金融科技百强榜中均占据榜首位置，2017年9月成功在香港上市后市值很快超过千亿元；其创新推出的“尊享e生”互联网短期医疗险等，适应新生代消费者的数字化体验需求，更是成为提升国民保险意识的现象级“爆款”产品。可以说，在客户数字化体验方面，中国保险业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保险业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中面临着重大考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全社会正在着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保险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必需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保险业发展将逐步迈向保险需求“S曲线”的加速上升阶段，是金融领域中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行业；但也面临保险供给不平衡不充分、市场周期下行、发展方式粗放、收益率中长期下降等潜在考验，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考验之一
保险供给不平衡、不充分
40年来，保险业积极融入服务全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但保险供给还存在很多空白点，还难以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迸发、不断升级的保险需求。
目前，我国保险深度为4.15%，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6.28%）的66.1%；保险密度为337.1美元/人，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638.3美元/人）的52.8%。
在财产险领域，保险赔付占灾害损失比重远低于国际上30%的平均水平，存在巨大的保障缺口；车险占比超过70%，企财险、责任险等专业险种的发展滞后于中央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农险产品体系单一、没有差异化、保障水平偏低，难以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层次风险管理需求。
在人身险领域，健康、养老等长期寿险业务发展不足，我国寿险保单持有人只占总人口的8%，人均持有保单仅有0.13张；保险与健康养老产业的融合度不够，与人民群众对未来老年生活的美好期待不相适应。
同时，海外服务网络布局滞后，在保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维护国家海外利益方面存在突出短板。
考验之二
市场周期下行
40年来，我国保险业除个别年份负增长外，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向上的快速发展势头，年复合增速高达27.5%。但是面对经济转型的宏观环境，面对金融监管政策趋严的政策“常态”，我国保险业恐怕正进入新一轮下行周期。
财产险市场可以说从2017年开始就进入下行周期，在增速放缓的同时，2017年第一季度出现了全行业的承保亏损，市场综合成本率超过100%；现在行业内大型公司和中小公司分化态势十分明显，中小财产险公司的日子不好过，大型财险公司的日子还能过，不排除与上一轮周期一样，出现全行业经营亏损才能见底。
寿险行业2018年下行态势凸显，开门不红，第一季度新单期缴大幅回落，“老六家”寿险公司个险新单期缴负增长在10%~4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总保费有的增长好一些，有的差一些，但主要是靠续期拉动。现在靠续期拉动是吃以前的老本，2018年新单期缴负增长后，未来几年的总保费增长会受到影响。
寿险行业的特点是，开门红首年期缴做全年业务的40%—50%，10月就开始准备第二年的开门红，搞队伍建设，培育新客户。2018年寿险开门不红、年底关门也很难红，全年可能比第一季度更难，2019年有可能比2018年更难。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保险业要有过冬的思想准备。当然，面对市场周期下行的考验，既不能心存幻想，也不能盲目悲观。古人讲“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每个下行周期的结束就意味着新一轮发展的时机来临。从我国保险业复业40年的发展历程看，这种螺旋式上升的周期特征其实十分明显。比如，寿险市场的高利率保单利差损、投连险退保危机以及财险市场上一轮车险费率市场化进程，都一度对行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冲击，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只要充分认识到市场变化周期律，加快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就能把握先手、化危为机。
考验之三
发展方式粗放
目前，市场上的保险机构超过200家，这些公司在核心竞争力上差异很大，但总体上仍处在粗放式发展阶段，存在着“高投入、高成本、高消耗”的“三高”现象。
“高投入”突出表现为机构设置上不计成本“占市场，铺摊子”，除几家新兴的互联网保险公司、自保公司外，公司无论大小，都是从全国到省、市、县这样层层设立分支机构，结果就是使大多数保险公司背上了沉重的投入包袱。
这与海外保险业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90年代我刚赴香港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本地财险公司注册资本金只有几千万港币，一二十名员工，没有分支机构，但是日子过得很滋润。
“高成本”突出表现为业务开拓上大打低水平的价格战，2017年车险保费规模超过10亿元的公司中，综合费用率低于40%的仅有人保、太保、国寿财险和英大财险4家，有的公司费用率甚至高达60%以上，而这只在20世纪90年代的手工作业时代出现过；寿险方面，银行代销的趸交产品手续费率普遍在2.5%以上，而四大行的净息差也不过2%左右。
“高消耗”突出表现为销售误导，对保险资源进行破坏性的开发。
“三高”的结果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效益不高，2017年财险公司的亏损面高达42%，寿险公司的亏损面为35%。
考验之四
收益率中长期下降
保险资金有负债成本，如果投资收益率比负债成本低，就会形成利差损。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民银行连续七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息从10.98%降到2.25%，当时有的人身险公司认为这是发展业务的大好机会，推出了预定利率高达8.8%的寿险保单，造成了巨大的利差损。近20年来，监管部门实施了寿险产品定价监管，保险公司也普遍建立了资产负债管理体系，应该说再发生类似利差损的风险不大。但长远来看，在经济转型、股票市场估值与国际接轨、老龄化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对中长期资本收益率下降的风险还是要有所警觉。
第一，中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靠高投资和高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中国经济“调结构”任重道远的情况下，我国经济未来很难再现高增长、低通胀的情景。
第二，在内地与香港、伦敦股票市场互联互通，CDR（中国存托凭证）推出，IPO注册制改革等A股市场双向开放大背景下，A股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产生根本性变化，A股市场与海外资本市场的估值将渐趋接轨。
第三，中国老龄化加速发展，将导致有效需求下降，资本回报率下降。日本人口总量的高峰期是在1990年，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及宏观经济的高峰也是在1990年；此后随着泡沫破灭、人口老龄化，资本回报率逐年下降，目前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0.05%。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10年期公债利率近十年来保持在2%以下，目前仅为1.05%。从中国的人口结构来看，2012年以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300万—400万的速度连续六年下降，到2017年减少总量已经达到2500万人，且预计在较长时间内会呈不断减少趋势。从国际经验看，我国中长期债券收益率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趋势性下降通道。由于保险的负债成本较高并具有刚性，这种风险对行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必须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保险业只有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深刻认识这一重大判断中蕴含的发展导向之变和内在规律启示，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和考验，才能迎来更加广阔的未来，才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