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韦 胡刚 黄明明

　　研究保险欺诈的三重境界问题，是指打击保险欺诈对于保险消费者、保险行业（保险公司）和整个社会治理三个层面的益处，通过对大量保险欺诈案件进行归纳，试图梳理保险欺诈案件发案规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道德等综合手段，杜绝保险欺诈案件发生，预防和减少人民群众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保险欺诈危害：全主体、全过程

　　在正常的保险经营中，保险行业经营分为三大群体：一是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二是保险行业，包括保险监管部门、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三是相关部门，包括司法部门、医疗监管等相关部门，涉及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疾病鉴定、治疗、汽车维修等等。保险欺诈的逻辑，证实上述关系发生扭曲的表现。

　　一是扭曲了保险消费者之间正常的人伦关系。按照现行的《保险法》规定，投保人对自己、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前项以外与投保人具有抚养、赡养或者抚养关系的家庭成员、近亲属等具有保险利益，可以为其投保人身保险合同。在保险活动实务中，发现很多意外伤害保险欺诈案件，都存在为获取保险赔偿金，投保人不惜剥夺亲人生命的情节，有的手段非常残忍。

　　二是破坏了保险运行机制。保险本来是一种风险集散机制，通过具有相同风险的人们按照一定比例共建的风险资金池，帮助真正遭遇意外的保险消费者一种财务补偿。但是，由于保险欺诈分子模拟甚至故意制造出貌似符合保险责任的事故，非法骗取保险金。

　　三是破坏了社会治理目标。从历史起源来看，保险行业不是人类繁衍与生俱来的行业，而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分散海上运输风险需要才产生的。与此相对应，保险欺诈也是保险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很多恶性保险欺诈案件，在医疗、识破、侦查、审判、执行等过程中，已经平白地消耗了一定的医疗、司法等社会治理资源，给人类社会平添了事务、浪费了社会财富。

　　通过大力发展保险事业和严厉打击保险欺诈行为，扬长避短，惩恶扬善，充分发挥保险行业在经济补偿、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正作用，构建正常的人伦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标本兼治：法治、经济、道德

　　通过对大量保险欺诈案件进行分析，之所以发生保险欺诈甚至其中蕴含着剥夺亲人生命的情节，根源无外乎法律（行政）、经济、道德层面，反保险欺诈也需要从上述三个视角进行分析。

　　一是加强法治建设，提高各方责任。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打击保险欺诈需要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在刑法层面，建议加重对保险欺诈行为惩处力度，提高犯罪成本；在行政法层面，建议通过完善相关法规，使保险行业能够共享到交警部门认定交通事故认定书、医疗部门的健康档案等相关信息。从打击保险欺诈活动实务来看，涉嫌欺诈的犯罪行为由经侦警官进行受理，其实打通不同警种之间信息共享壁垒，就会打消很多诈骗分子保险欺诈的念头。当前，法律法规已经健全的，但是也存在完善的空间。比如，切实推进全民医疗档案建设、实名制等制度，不但可以提高全民健康，而且可以有效遏制甚至杜绝“带病投保”情形。

　　二是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经营能力。没有欺诈就没有伤害，没有欺诈就没有痛苦。保险欺诈案件发生以后，有的案件直接伤害保险诈骗分子亲人的生命，有的案件伤害的是社会财富和公共安全，教训都是深刻的，但是也暴露出保险行业自身存在的短板甚至不作为，需要主动整改。保险监管要完善相关监管制度，督促保险企业加强内控制度建设，严厉问责保险经营活动中失职、渎职人员；保险行业协会要加快建设全险种的保单信息平台建设，行业共享高风险保险消费者信息，提前对重点客户进行预警；保险公司加强员工培训、系统管控、核保等管理，主动研究诸如保险责任和行政责任联动机制等前沿理论研究，引入行政手段促进风险管控。

　　三是加强道德建设，提高和谐能力。公开数据显示，保险欺诈案件体系中，从发案件数和诈骗金额看，车险诈骗、意外伤害保险诈骗、带病投保案件是主要的保险欺诈案件；从诈骗手段残忍程度看，意外伤害保险诈骗手段明显残忍。其中，保险欺诈分子采取伪造车祸现场、伪造溺水现场，都存在故意剥夺亲人生命的情节。建议通过加强道德建设，培养尊重生命、关爱亲人，教育人们培养一种向上健康的价值观。

　　综合治理反保险欺诈，法律建设、行业自身建设和道德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等量齐观、各自独立的关系，而是递进的保障关系。通过上述手段的综合运用，遏制甚至杜绝保险欺诈，实现保险行业真正发挥化解保险消费者风险的作用，实现保险行业真正发挥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