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大学生拍照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友为学生的行为点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既保护了自己,又做了好事。”但也有网友认为,“做点好事都需要留证据。”对此,有律师称,照片录像查证属实,可作认定见义勇为证据。有专家认为,拍照再扶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诚信焦虑,道德制度的缺失。

“扶不扶”是一个让人纠结的话题,长期以来被定性为道德命题。然而,在现实中,“扶不扶”的背后可能存在权益的冲突,有侵权的可能,也有讹人的可能,不宜总是以助人纯粹的道德假想作为前提,近几年扶人被诬遭遇反转的多有案例。很明显,基于权益的冲突,一味要求用道德来调节是靠不住的。

正因为扶人可能有事后说不清道不明的纠纷风险,让有心帮助他人的热心人士有了顾忌,担心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尽管大多时候可以通过调查把真相搞清楚,但也会增加成本,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经济的角度考量,把风险控制放在行为的前面,规避事后可能存在的争议,无疑是成本最低的优选。

诸如拍照后再救人,达到的正是这种效果。既做了好事,又有效防止了纠纷的发生,让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同时保护了自己,这远比在他人需要帮助时止于纠结而不付诸行动,要有益得多。推而论之,如此让帮助他人的人能够轻装上阵,容易践行,务实管用比道德清谈更有价值,这反而是社会道德的一种巩卫与维护。而在手机拍照功能普及的今天,将其运用到救人存证简单易行,不会明显影响到救人的效率,倒是为了弘扬风尚,无论是拍照存证后救人,还是为他人救人拍照存证,都是值得倡导的。让社会变得更好、相互交往的成本变得更低的举措办法,其实都是善策。

不否认拍照再扶的行为,背后反映的是社会诚信的焦虑。如此语境下,用拍照存证来规避助人、救人的信任陷阱,其实也是微观层面自主的调整,有增益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