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

儿时，在奶奶身边看到二大爷从广州寄回来的照片，感到很神奇，一个大活人像画一样展现在一张纸片上。我什么时候也能照张相呢？

我的第一张照片是1955年冬天照的。父亲要从通辽调往呼和浩特工作，领着全家人在通辽的一个照相馆拍下合家欢。依稀记得一天下午，母亲给奶奶和我们几个孩子换上了新衣服，梳妆打扮一番，跟着父亲去了照相馆。摄影师傅把我们几人摆弄好后，让眼睛看着照相机，然后他把头埋进黑布里，屋子灯一下子都亮了，只听“啪”的一声，我吓了一跳，照片就照完了。照片洗印出来后，由于让眼睛盯着相机，我的眼睛瞪得圆圆的，哪像现在孩子那稚气、充满童趣的自然表情和姿态。

来到呼和浩特后，我们家住在内蒙古中医院家属宿舍。邻居是医院周秘书。当时他们夫妇没有小孩，挺喜欢我，我也帮他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那时，周叔叔掌管单位照相机，节假日有时拿回家给人们照个相。他给我在人民公园、博物馆前照过相，相片都是他自己冲洗出来的。他告诉我，这个相机是德国蔡斯牌120双镜头，还有一种相机是135单镜头的。我对相机有了兴趣，他教给我什么是物镜、光镜，如何对光圈，调焦距等等。因为那时胶卷很贵，跟周叔叔学也就是他调好焦距我摁一下快门而已。

小学毕业，我们班十来个男生凑钱买了一卷胶卷，我从周叔叔那里借来照相机，在公园照了12张照片。洗出来后，照片上有人影，但还是曝光时长时短，或是焦距不准，效果不佳。以后，我又断断续续用借来的相机照过相，慢慢摸清了门道，照相技术有了提高。1968年8月，我到呼和浩特钢铁厂工作，几年后调到总厂政治部。领导把单位的照相机交与我保管。这是一台德国产的禄莱牌120双镜头照相机。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不但提高了照相水平，而且掌握了暗房技术。那时经常用给单位拍摄后剩下的胶片，给同事们、家人拍照，然后自己冲洗放大。我和爱人、孩子在呼市很多著名景点都留下了影像。两个儿子的百岁、一岁照，都是我亲自摄制、亲自冲洗，现在还保留着，很是珍贵。

学会照相后，我想拥有自己的一架照相机，但那时经济力量有限，家中有这个奢侈品的也是凤毛麟角。改革开放后，收入增加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买了一台日本产的傻瓜照相机，花了五六百元人民币。所谓“傻瓜”，就是不用对光圈、调焦距，只要把人物、景物放到取景框里按下快门即可。效果是相片层次感差。遇上节假日，带着老婆孩子逛公园，照上几张黑白照片。以后，兴起彩色胶卷，价钱较贵，也就量力而为了。

21世纪初，用胶卷的普通相机渐渐消失了，数码相机进入普通家庭。不用底片，影像可存入电脑，想洗印照片，把卡上的数据输入电脑即可打印出来。拥有相机不再是为了留影，而是为了创作。在一些景点，经常看到人们举着相机，对着一只鸟、一朵花、一泓碧水搞艺术享受。什么长镜头、广角镜头、单反等专业设备装满摄影包。少则五六万元、多则几十万元。特别是手机进入4G时代后，取代了普通相机，既可照相、也可录像，还可通过微信直接发到朋友圈里。照相机的神秘感、新鲜感在人们心中慢慢消失了。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放录机开始在中国出现，把它接到彩色电视机，人们可以欣赏到不少电视连续剧。谁搞到了录像带，就到处借放录机，然后呼朋唤友聚集一屋子人去看港台大片。于是就出现了陈佩斯、朱时茂小品里演的警察抓看黄色录像的故事。随后，家庭录像机进入有海外关系或首批万元户的家庭。办喜事的宴席上也开始用录像机记录热闹喜庆的场面。

2001年，我去广州开全国职教现场会。会后大会组织去深圳参观，有幸第一次到沙头角中英街。这条街两边商铺鳞次栉比，基本上都是服装鞋帽、化妆品、电子产品，价格比内地便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我和同事进了一家专卖摄像机的商店，那里摆满各式各样各种品牌的摄像机，基本都是日本产的，有索尼、夏普、日立等。导购员非常热情，不断从货架上拿下摄像机给我们看，讲它的性能、效果等。我被说动了，当时就用6000元买下一台夏普的家用摄像机。本来出差时没有这项个人开支预算，原打算去昆明参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后，去西双版纳游玩，因钱袋空空，不得不提前打道回府。回来后，我照着说明书自学使用。一有空就带着出去摄录街道、行人、公园美景。

不长时间，大孙女诞生，我把摄像机给了大儿子，让他用摄像机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二孙女出生后，又用它摄录了她稚嫩天真的童年。我把录像带刻成碟，让他们父母保管起来，等她们成人后，这是一份多么珍贵的记录啊！

前几年，儿子给我买了一架卡式数码家庭摄像机，，能直接连电脑播放。我和老伴外出旅游都带着，摄录祖国壮美山河、旖旎风光。我们把这些都输入电脑，准备编辑成像，也是对日新月异的幸福生活的点赞吧！文/刘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