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钴金属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是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不可缺少的金属材料。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面临缺镍少钴的困境，当时从国外进口1吨镍，要用15吨上好的对虾或73吨优质小麦才能换得。
1958年，地质工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茫茫戈壁中，发现了金川硫化铜镍矿——迄今为止全国最大的一座镍矿。60年来，金川人秉承资源报国、产业报国的崇高理想，谱写了我国镍钴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华彩乐章，挺起了中国镍钴工业的脊梁。
创业记——
去戈壁上建“镍都”，走出戈壁再创业
在金川集团档案馆，编号“001”的档案，竟是一张小小的纸片，上面标记着两组化学符号和数字：“民乐C1：Cu%：0.06；Ni%：0.11；永昌C2：Cu%：16.05；Ni%：0.90”。这张泛黄的小纸片，记录了金川镍矿的发现史。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为共和国寻找矿产资源的队伍匆匆走过，沉寂了亿万年的荒凉戈壁开始苏醒。1958年10月，祁连山地质队在化验比较两份矿石标本时，发现采自永昌的矿石中镍含量0.90%、铜含量16.05%。
“若是搞上三五万吨铜，那不算啥；若能搞上三五吨镍，那可不一样了，在北京、在地质部都要挂上号。”看到化验结果后，时任祁连山地质队工程师的陈鑫兴奋不已。这张不起眼的小纸片，陈鑫珍藏了40年，1999年捐献给金川集团，并亲笔写了化验单的来历。
1959年，国家决定成立永昌镍矿，开启了我国镍钴工业发展史。大学生、技术员、工人……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们，云集到茫茫戈壁上，成为金川最早的创业者。他们文化程度不一，个人专长不同，操着天南海北的口音，但都有一个共同信念：为共和国早日甩掉“贫镍”的帽子。
何焕华，广东人，1960年从中南矿冶学院毕业后，就成为金川冶炼厂筹备处的技术员。“虽然是技术员，但那时干得最多的是体力活。”80多岁的何焕华回忆说，那时候无论什么岗位，平时吃粮、吃水，都得自己搬运，虽然住着地窝子，吃着填不饱肚子的粗粮，但大家干劲十足。
建厂初期，为了早出矿、早产镍，在设备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下，一线的开拓掘进就采用手工作业，用钢钎、铁锤打眼，耙子、簸箕手工选矿，抬筐、架子车运输。自行实验、设计、施工，全部采用国产设备的金川一期工程，在短期内打通了生产流程，奠定了中国镍钴生产工艺技术体系的基础。
1964年9月，设计年产1200吨高冰镍和设计年产300吨电解镍的第一条冶炼生产流程在金川建成投产，当年生产出高冰镍2041吨，生产出第一批电解镍22.43吨。随后几年，铂、钯、金、银、锇、钌、铑、铱8种贵金属从金川镍矿中被提取，为金川成为中国镍钴生产基地和铂族金属提炼中心奠定了基础。1966年，邓小平同志到金川视察工作时，称赞金川矿产资源是不可多得的“金娃娃”，是国家的“聚宝盆”。
“金川矿产中含有21种有价金属，目前我们已经能提炼16种。”金川集团董事长王永前介绍说，经过近60年的建设与发展，金川集团公司已具备镍20万吨、铜100万吨、钴1万吨、铂族金属3500公斤、金30吨、银600吨、硒200吨和化工产品560万吨的生产能力。
从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到因企设市的年轻城市金昌，金川的第一代创业者们见证了“镍都”诞生，也亲历了我国镍钴工业从小到大的历程。但是，金川人深知，即便拥有亚洲最大的硫化铜镍矿，企业也还要走出去延续资源基业。从1990年，通过投标承担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工程的部分施工任务，到如今走出国门寻找资源，金川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创业。
“截至2018年，我们在国内外直接股权投资68项，其中境外直接股权投资11项，占股权投资总额的47%。”金川集团资源资本国际部总经理王宏林告诉记者，通过收购境内外矿业公司，金川目前共拥有本部外矿山10座。乘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东风，曾经偏居祖国西北一隅的金川人，走出了跨国经营的海外创业路。
兴企记——
“金娃娃”有了“传家宝”，还要用好“传家宝”
“金川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技进步史”，这句话不仅金川人耳熟能详，在国内镍钴工业领域也有广泛影响。说起科技攻关，金川人都会骄傲地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
这个“传家宝”从何而来？要从“方毅八下金川”的故事说起。金川镍矿的发现，为新中国提供了紧缺的镍钴资源，但是受矿山复杂地质条件等影响，金川生产建设和发展十分缓慢。
“上世纪70年代末，露天矿老采场趋近闭坑，主力矿山二矿区遇到技术难题，迟迟未能建成投产，金川面临‘无米下锅’的严重威胁。”从最初的鼓风炉，到矿热电炉，再到后来的镍闪速炉，金川集团原冶炼技术高级工程师刘安宇是经历了金川各种冶炼系统的技术员。这位83岁高龄的老人回忆说，金川一期工程规模设计年产1万吨电解镍、5000吨铜、60吨钴，但一直未达到设计生产能力，镍产量长期在六七千吨之间徘徊。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金川被列为全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大基地之一。当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视察金川，在第一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对加速金川镍矿开发和综合利用作重要指示，拉开了金川第一轮科技联合攻关的序幕。此后9年间，方毅同志8次亲临金川，组织科技联合攻关工作。
“金川的发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国务院分管领导8次到一家企业组织科技攻关，这在全国范围内都很罕见。”刘安宇至今仍记得当年科技联合攻关的盛况：全国50多家单位的数百名专家同金川科技人员一道，进行了跨系统、跨行业、多层次、多学科的联合科技攻关，攻克了制约金川发展的矿山建设和生产进度缓慢、镍铜金属选冶回收率低、伴生金属综合回收和环境保护等诸多技术难题。
持续10多年的金川第一轮联合科技攻关硕果累累：取得重大科技成果154项，其中113项应用于生产实际并获省部级以上奖励，2项获国家“六五”“七五”科技攻关奖，5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9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989年“金川科技联合攻关与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3年至1985年，金川公司3年迈出三大步，镍产量突破万吨大关，达到2万吨。
自此，联合科技攻关的协作精神成为金川人的“传家宝”，也让金川人创造了一个个有色冶金领域的“世界领先”。贫矿资源的综合利用是长期困扰金川的技术“瓶颈”，2006年，金川集团联合澳斯麦特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开发JAE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将富氧顶吹浸没熔池熔炼技术运用于镍熔炼工艺中，不仅代替了原有高能耗的电炉镍冶炼工艺，也大幅提升了企业镍生产能力。
“通俗地说，这台炉子就是专吃‘粗粮’，不仅消化公司自有的贫矿，每年还有30%到40%的加工原料需要外购，一天就能吃掉3000吨的‘粗粮’。”金川集团镍冶炼厂办公室主任张永恒指着富氧顶吹炉告诉记者，这项重大技术创新属于世界首创，环保性能优异，烟尘率仅为2%至3%。
用活“传家宝”，持续开展科技联合攻关，金川集团收获了多项重大核心技术，亚洲第一座镍闪速熔炼炉、世界首座铜合成熔炼炉、世界上连续回采面积最大的机械化下向充填采矿法等国际领先的装备和工艺技术相继在金川诞生。
2012年12月，第19次金川科技攻关大会全面启动了新一轮科技联合攻关，以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目前，参与金川产学研攻关合作单位数量超过60家。同时，致力于解决我国镍钴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难题，金川集团联合中南大学、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等知名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共同创建了镍钴资源综合利用产学研创新技术联盟。
金川集团科技部副总经理程少逸告诉记者，“十二五”以来，金川集团组织开展各类科研攻关课题400余项，承担国家科技计划项目26项，已取得重大成果149项，其中60%以上的成果已应用于生产实践。
转型记——
不只做大自然的“搬运工”，也要将资源“精加工”
“妖镍”“过山车”——近年来，由于有色金属价格震荡，这些词在市场频现。
“高质量”“转型”——随着市场变化，这些词也在金川集团决策层中频频提及。
“近10来年，镍价从每吨40万元一度跌到五六万元的低谷，金川也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王永前说，“缓过劲儿来”的金川集团在思考，如何由传统的粗放式经营，迈向以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为内在要求的高质量之路？
2013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川集团兰州科技园时，对金川的发展寄予厚望，强调“必须紧紧抓住科技创新这个核心和培养造就创新型人才这个关键，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总书记的嘱托，为金川人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注入了新的活力。据统计，2016年至2018年，金川集团申请专利1558件，获授权专利1099件，其中发明专利155件；获得软件著作权141项；制修订国、行标36项，成为国家首批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国际标准研制创新示范基地。
在人才培养方面，金川集团按照“适者为才、人尽其才、尊重价值、多元激励”的人才理念，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科技创新，为各类人才成长和施展才华搭建平台。在金川这样一个科技创新有着雄厚家底的企业里，杨秉松从一线的仪表工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人尊敬的“创新能手”，并破格进入人才济济的金川镍钴研究设计院。
“有些仪表使用寿命太短，经常要更换，我自己也觉得烦。”因为嫌麻烦，杨秉松开始琢磨如何改进仪表。2013年以来，杨秉松先后开发出高温氧化还原电位电极、炉壳真空计、萃取液色度测量仪等28种自动化仪器仪表，创造经济效益2800多万元，并取得了20项专利授权和40项软件著作权，有些产品不仅完全替代进口，还出口到国外。
在金川，几乎每个车间都有像杨秉松一样喜欢琢磨钻研技术创新的工人。为此，金川集团不仅设立了科技进步奖、专利奖、标准奖等科技创新奖励体系，还设立了职工技术创新奖等群众性创新奖励体系，每年用于科技奖励金额1000万元。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不断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指示精神，金川集团根据行业技术发展趋势、公司发展规划和技术需求，确定了12个重点领域及各领域的攻关方向，启动了“低成本镍矿冶炼关键技术及工程化应用研究”等6个重大研发项目，开展新一轮的科技攻关。
“近几年，我一直在关注信息化、智能化、新能源这三个领域，思考我们的铜产品和贵金属产品能在这些产业里做点什么？”嘴上说是在思考，金川集团铜业公司董事长汤红才实际上早已动手实施了。2017年，他们就开发了用于印刷电路板电镀的高纯硫酸铜产品，用于储能领域的电解铜箔也已投放市场。
汤红才们的思路转变，正是因为前几年的“生存保卫战”。“以前粗放经营，我们只管生产，不算成本，也不管销售，最多的时候40万吨的铜精矿大仓堆得满满的。那可是上百亿的资金啊！”汤红才说，2016年通过管理模式变革，铜业公司在当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现在一年的库存原料只有6万吨，从最严重时亏损10多亿元，到2018年实现盈利3亿元。
铜业公司的变革，是金川依靠改革创新转型的缩影。“不能只靠卖资源，还要做好产品结构调整来筑牢百年基业”成为金川人的共识。
“我们从市场低谷中活过来，价格因素占30%，成本节约和产品结构调整的贡献分别占40%和30%。”王永前告诉记者，2018年4月，金川集团制定出台了绿色高质量发展战略体系，提出到2020年公司有色金属及新材料年产量超过200万吨，化工产品接近500万吨，总产值达到1100亿元以上的目标。在总产值中，有色金属新材料及生产性服务业产值达到474亿元，占比超过43%。
从矿山开采、冶炼，做大自然的“搬运工”，到瞄准科技前沿、市场前沿，做有色金属精加工、深开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金川人已经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