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从事基础研究的沈保根委员和从事应用研究的胡刚委员，虽致力于科技领域的不同方向，但对科技评价体系，选择站在同一观点立场上。

　　“基础研究当然要写论文，但现在简单地以数论文数量，作为衡量基础研究的成果标准，与基础研究的目的是相背离的。”沈保根委员认为，与科学发展的背离体现最突出的，是目前科技评价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评价标准过于定量指标化，甚至以申请到的经费额度、发表的论文数量和作者排序等表观、静态指标，来决定科研人员的录用和晋升。

　　胡刚委员对科技评价体系投射到医学应用研究领域的放大效应也深感忧虑，他以中医药院校培养的人才为例：“学位越高，临床实践能力反而越低。以至于有人找我推荐医生时，还特别叮嘱不一定要找博士看病。”

　　程津培委员将这类现象归结为“科技评价导向发生了偏差”。以论文、经费、专利等数量统计与对人的评价、奖励和工资待遇直接挂钩的做法，恰恰说明科技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机械，这相当于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做法本身就不体现科学性，更甚者还容易诱发科技人员急功近利思想，甚至产生学术不端的行为。

　　据程津培委员介绍，我国目前以量化指标为主导的科技评价标准始于上世界90年代末，在科技发展初期起到了效果显著的激励创新作用，但如今，我国已经渐从科技跟跑“转轨”到领跑阶段，再采用目前这种量化式的科技评价标准，忽略实践、贡献度和应用的实际效应，会以形式上的公平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

　　怎么让评价标准既彰显公平，又适应当下科技创新的新环境，是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会议过半时，“实行分类评价，建立适应应用研究的评价标准”汇成了委员们发出的一个共同强音。

　　“中医临床与西医临床的诊断、治疗思路与模式完全不同，即便在同一医学体系中，内科医生与外科医生也有其不同的核心评价指标。”胡刚委员为建立分类分层分科评价标准提供论据的同时，适时提出“当务之需是建立基于临床医学发展规律和临床医生生长规律实行差异化的评价标准。”他以临床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的岗位分工不同为例，“前者应考核疾病诊疗的科学研究水平，发表论文、理论创新；后者应侧重于临床疾病的诊疗能力和水平。”

　　程津培委员提出：“根据不同学科、研究领域以及创新链不同环节科技人员的岗位特点，分别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形成正确导向。”他还建议，鼓励各单位在分类评价基础上自行确定评价标准和方式，探索制定有利于潜心研究、成果转化和支撑平台等工作的评价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