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见瓦城》让柯震东再度提名金马奖，但相比五年前，现在的他正经历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他“亲手杀死了自己”，又为复出花了一整年拍一部电影，但柯震东想当一个好演员，观众会重新给他拥抱吗？

腾讯娱乐专稿（文/秦筱 责编/露冷）

《湄公河惨案》上映之后，柯震东的微博再一次迎来了大批大批的网民，无论他说什么话发什么样的照片，下面的评论都如出一辙：你这种人都能再复出，那些死掉的缉毒警却再也回不来了。

2014年8月，他因为吸食大麻而被拘留。从此之后，他从最炙手可热的小鲜肉，成为了“你这种人”。与他一起出事的还有房祖名，目前已经全面转向了幕后，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在公众场合露面过。而柯震东在四个月后就出来做公益、出席商业活动了，而后又花了一年时间拍摄了一部小成本电影《再见瓦城》，并且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今年金马奖影帝的提名。

大约二十多个媒体记者被邀在一家电影公司内部的放映厅里看了这部电影。所有人都知道这次看片是为了什么——《再见瓦城》的内地上映机会并不大，所以这一轮宣传的目标显然只有一个：柯震东要回来了。

在成为“你这种人”之后，柯震东只逃避过短短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回来”。柯家家境殷实，“回来”这件事，本没有什么紧迫性，那只是柯震东自己的一股意志——放弃不是他的个性，从小，还没改名叫做柯震东的柯家凯就是篮球场上最拼的那一个，“不喜欢输，输了就会生闷气”。所以在经历这么大一次失败之后？“那就是我的好胜心必须要更强，更要想办法胜利——况且，拍电影是目前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东西，我不会就这样放弃，让那些看笑话的人开心。”

或者这么说，如果柯震东永远不能把网友的评价体系里的“你这种人”扭变成“我们这些人”，那么这一局，他很可能会永远被判负分。

没有谁想一辈子活在负分里。

他以极为谦卑的心态接下了这部《再见瓦城》，花费了一年时间，让自己尽量成为电影中那个从缅甸偷渡到泰国打工的厂弟“阿国”。不过，他也没有把这个故事描述得那么痛定思痛，他承认片子拍到后期，他变得极为厌烦，一心想逃，“不管是傲气也好，或者野心也好，都被磨得很少，就觉得赶快结束，拜托，快走”。而回到城市生活之后，他也没有片刻恍惚，觉得还是“帅帅的”好，以及接下来有机会，他还是想演商业大片。

“我还是想跟观众见面，对呀，说实话，当演员除了要把戏演好之外，还是希望得到观众的拥抱。我现在年纪也还不到那种。”他有点不好意思，但还是很真诚地承认了自己内心的渴望。

说到底，他今年才25岁。

摄像机撤走后，柯震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西装外套，露出里面穿的一件粉红色卫衣。他很开心，流露出一种获得了小小解放的喜悦。

三天没洗的格子衬衫又脏又臭，牛仔裤腰耷拉到几乎能看见股沟的部位，46码的大脚上汲着变形的塑料拖鞋。经纪人去《再见瓦城》片场探班的时候，柯震东就穿着这身行头，蓬头垢面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眼前的电视屏幕，里面放着一句都听不懂的泰语节目。

时隔半年，在五星级酒店的套房里，经纪人提起这一幕仍心有余悸：“简直像癌症病患，吓死我了。我说天哪，不要得忧郁症。”

柯震东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经纪人。

两个月前，《再见瓦城》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 600名观众起身鼓掌3分钟，柯震东与女主角吴可熙站起来致谢，观众惊呼：“没想到是这么时尚的年轻人！”两个月后，他带着人生的第二次金马奖提名坐在我们面前。

《再见瓦城》是导演赵德胤根据自己家乡、缅甸一个小村庄的真实事件改编的：一对华人青年男女“阿国”和“莲青”去泰国打工，男生想过安稳的小日子，女生却野心勃勃想去大城市，最后男生把女生刺死后自杀。他要求柯震东为这部戏空出一整年的时间：前半年在台北上方言课，然后两个半月在缅甸自己家的山上种地，两个半月在泰国的工厂做工。

那身行头就是在缅甸的夜市买的，衣服、裤子加上鞋约4000缅甸元，折合人民币20出头。原本裤子是合身的，穿到戏开拍时已经松垮得不成型，却活脱脱勾勒出一个打工仔的形象。

不准带经纪人、助理，每天只有一小时的上网时间，山上也没有信号，手机形同虚设。“PS游戏机呢？”“不可能，他会杀了我。”

一开始觉得新鲜，学种地、跟当地人交谈，后来就变成一个人蹲在田埂上发呆，消磨时间；到了工厂也是，所有工种试过一遍，再来第二遍，第三遍……他开始希望“赶快结束，拜托，快走”。但导演还觉得不够，“还是‘外来’的，还有好奇”，又让他们多上了两周的“班”才开拍。

“再待下去我真的要得忧郁症了。”柯震东用指尖戳着膝盖。他形容那是“在老人院的感觉，已经绝望了、厌世了，什么都不想再看、不想再想，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好了，就感觉……没什么战斗力了。”

黑色幽默的是，他接这部戏的原因之一，正是想结束“一个无聊的长假”。吸毒事件一爆发，原本已经排到一年后的代言、片约、商业活动全部取消，银幕上也没了他的踪影：《小时代4》中所有正面镜头都被剪掉，已经拍完的《捉妖记》换人重拍。上网一搜自己的名字，骂声一片。等到震惊、懊悔、自责、自我怀疑的情绪轮转了一圈，又陷入了无工可做的焦虑之中。

在选择柯震东来主演这部《再见瓦城》之前，赵德胤拍了三部关于缅甸的低成本电影——真的非常非常低，其中最有名的一部，获得台北电影节最佳导演和金马奖最佳导演提名的《冰毒》，总共才花了人民币十万块，还不到柯震东在商业活动中站半小时的收入。

但今时不同往日了，昔日的大明星变成了“劣迹艺人”，身背封杀令，成了烫手山芋。其间也有两部商业片找他演阳光美少年，“胆量真大”，柯震东自嘲。那时候他正处于深深的自责中，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团队、对不起广告商、对不起《小时代》和《捉妖记》剧组、对不起电影公司，“我一个人犯错，却要整个公司承担重拍的费用”，“没脸见郭敬明导演”。所以对于商业片的邀约，他有点矛盾：久违的工作机会让他心痒，但又不想让人家冒险。

不知是对方“想通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最后商业片的合作没谈成。接《再见瓦城》就没有这样的顾虑——赵德胤说：“反正我的作品不走主流路线，也没什么好被影响的。”

柯震东为《再见瓦城》付出了一整年时间

赵德胤是侯孝贤的大弟子，他的师父说过，“电影这个行业没有什么了不起，电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因此而折杀了人”。在挑选柯震东这件事上，他大抵是继承了师父的理念：犯过错的人就不能拍电影了？我只看到他身上的潜力。

从 《那些年》里，赵德胤看到了柯震东的天分：“虽然是本色演出，但未经训练要做到本色自然，是很多‘线上的演员’都做不到的。”从《小时代》里，他则看到了柯震东的聪明：“这种片，你知道拍摄前的准备是比较仓促的，但作为一个导演，你的眼睛就是能迅速看出谁机灵、反应快。”

但最重要的，他觉得柯震东骨子里有阿国的纯朴，“只是没有被展现出来”。“当时的打算是，如果他愿意，那我们一起去挖掘，冒险看看，也不敢百分百确定这个人就可以。”

测试通过了。

赵德胤在缅甸山上的老家，家家都养狗，用来防小偷。土狗性子糙，时常自己乱撞乱叫，主人被吵烦了就一脚踢上去，大人小孩都习惯如此。柯震东心疼狗，拉住赵德胤的侄子讲，这狗是身上有虫，又疼又痒才会发疯，很可怜的。后来中途回台湾，他还特地带了驱虫药回来，教村里的孩子们给狗抹药。

平常的日子就是种田，种完了自家的再去帮别家，柯震东就问村里有没有独居老人，种完地，还要陪人家说会儿话。

这两件事让赵德胤觉得他善良，“心里面的状态还是蛮纯朴的。”

不过，这些故事是赵德胤在媒体试映场后对记者们讲的。他从没跟柯震东说过为什么会选他，柯震东也从没问过——“你为什么看中我”，几乎是撒娇式的求表扬，那时候的柯震东怎么说得出口？“那种情况下，只要他愿意找我，我就接下这工作，不问为什么。”

听到我们转述有天分、聪明、纯朴这些评价时，他有点吃惊：“哇哦，导演眼光蛮深入的……”他征询似地望向记者，“对吧？我内心还是有纯朴这部分的。”随即又迟疑了：“但是外界不会给我这样的评价——我以为导演选我是因为一些负面的特质。”

“比如说？”

“精打细算，欺负莲青。”

那是他一生中自我评价最低的时刻。20岁出道以来就一直享受的赞美，一夜之间变成了排山倒海般的批评。“每天打开手机，所有人都在叫你死全家，我都受不了，直接关机不看。”经纪人说。

外界的批评很快转化成对自己人生的怀疑：之前的一切，是我应得的，还是只是运气？

在经纪人看来，柯震东是一个“害羞的小朋友”。他本该过一个普通而顺遂的人生：在父母的宠爱下无忧无虑地长大，顺利地从体育系毕业，感兴趣就帮助父亲打理生意，不感兴趣就自己找事做；交一个心仪的女朋友——这不成问题，反正他长得那么好看；不工作、不约会的时候，就宅在家里打电动，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去打打篮球，偶尔去夜店放纵一番也无所谓。

可他的人生却开了挂。

柯震东的出道故事耳熟能详：高二时他去一个饭局上找爸爸要零花钱，被在座的柴智屏看中想签约，但生性害羞的他怕在众人面前表演，柴智屏连哄带骗，说只是拍拍广告当暑假作业，他才同意。三年后的大二暑假，他凭处女作《那些年》获得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一炮而红。房祖名不无艳羡地说过：柯震东一部电影，完成了我八年的积累——他可是成龙的儿子啊！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让柯震东迅速成名

也不是没遭遇过挫折。一年后，按照《那些年》模式打造的第二部电影《南方小羊牧场》遭遇票房滑铁卢，他一度被媒体唱衰，成为“票房毒药”。

然而好运还是适时地降临。就在那个时候，他接到了《小时代》系列的邀约，转向内地发展，又开启了激流勇进模式。《捉妖记》杀青，他开心地向媒体宣布：“这部戏将见证我从偶像变成实力派的转变。”

事实上，警察破门而入的那一刻，柯震东还没意识到好运结束了。他幻想着这是台湾综艺中常有的“整人实境秀”，一会儿警察就会摘下帽子，换上得意的笑容，对着隐藏的摄像头宣布“整蛊成功！”直到拘留14天的判决书下来，他才意识到，“人生崩塌了”。

剧情急转直下。入狱第一天，他整晚拿棉被盖着头，在十人间里不跟人说话，怕被认出来。监狱里有被摄像机盯着的蹲式马桶，这辈子没用过蹲式马桶的他，在摄影机的监视下足足四天不敢大便。14天后出狱，拿到手机，马上搜索自己的新闻，发现媒体报道“根本是对待杀人犯的阵仗”。

但伤害最大的不是媒体。回到台湾后，他躲在家里不敢见人，给好友发微信，却收到“请先发送好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的提示。再去翻脸书，发现有人将他取关、拉黑。

“我是真的杀了人，”他痛心，“我把自己给杀了！”

那个时候，父亲安慰他：“柯震东没了，柯家凯回来了，也好。”

他也确实想过回去过“柯家凯的生活”，柯家家境殷实，他并无生存压力。回台湾之后，他回到学校上进修班，学英文、学经营管理，想着无论将来是不是帮父亲打理生意，经营管理总是一门可以谋生的技能。

但这个想法并没有在脑中盘踞太久。轻易放弃不是他的个性。从小，柯家凯就是篮球场上最拼的那一个，“不喜欢输，输了就会生闷气”。“这次经历这么大一个失败？”“那就是我的好胜心必须要更强，更要想办法胜利——况且，拍电影是目前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东西，我不会就这样放弃，让那些看笑话的人开心。”

一起“出事”的房祖名至今还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柯震东却在四个月后就出来做公益、出席商业活动了。此后，他又消失了一年，媒体将之解读为“被娱乐圈‘放逐’”，谁知他只是把这一年时间，全花在了一部电影之上。

赵德胤用“折磨”的方法让柯震东进入了“阿国”的角色，却也时刻担心他会受不了而落跑。但他知道如何利用他的好胜心来制住他：“我对他们说，这里有这么多的工人，都比你们更符合角色设定，要是你们做不到，随时可以换人演。”

事实上，柯震东迅速地代入了角色：“在工厂里面我就当个最强的工人；去挖地，我就马上想变成最会挖地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跟干了一辈子农活儿的农民们一起下地，不是帮忙，而是拖累。但“我年纪比他们小那么多，又比他们要高壮”，忍不住就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信心。连一向严苛的赵德胤都说，下来吧，别逞强了，手都破了，他连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的。

“真的真的是熟能生巧的问题，”面对记者，柯震东认真地计较着自己种地技术的问题，他深信再给他一点时间，他就能做到跟一个纯熟的农民一样，“我后面是越来越好了。”

出道时的柯震东曾是个阳光大男孩

那是一段心无旁骛的时期，赵德胤觉得“反正我拍小众片，谁演都不受影响”，柯震东想的则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取得大家的原谅，那就从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开始吧——不管是做工、挖地，还是拍电影”。

但，“首先是不能再犯错”。

刚入狱的时候，他觉得老天不公平：那么多人犯错，凭什么只有我倒霉受到惩罚？而今他想通了：“不管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怎么样，我在不合法的地方尝试，就是不合法的，不管它背后有什么样的讨论。”

刚刚复出时，他与女友李毓芬小聚，媒体打出“柯震东前往夜店寻欢，大过烟瘾”的标题，让他五个月努力挽回的正面形象再次倒塌。他连忙在微博中澄清，自己去的只是小酒吧，并非人员混杂的夜店，但在采访中，他并没有声讨小题大做的媒体，反而乖乖认错：“很抱歉自己对‘夜店’这两个字的解读和大众不同，我会尽量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但他保证，“之前犯的那个错误（吸食大麻）已经完全改正了”，戒烟也在进行中。

他没说谎，戒烟本来一度已经快成功了。但拍《再见瓦城》期间又抽起来了，不光因为被“折磨”得烦躁，还因为这是跟工人、农民打交道，融入当地环境的最自然方式。但他仍然向记者表示“很抱歉自己的很多坏习惯不能在一夜之间改变”。

是故作姿态、委曲求全吗？不是的。经纪人说，柯震东是一个“不受控的人”，除非他自己真的这样认为，否则没人能逼他表态。

他与媒体的关系经历过好几次波折。刚出道时是害羞，不敢讲话；2012年，也就是靠《那些年》成名一年后，父亲柯耀宗被拍到深夜醉酒摔得满脸是血，他怨恨对方“为什么不去帮他，还一直偷拍”，开始骂狗仔、呛记者，导致一度被台湾媒体“放逐”；来到内地，发展顺利，与媒体有过一段“蜜月期”；但没过多久，吸毒事件爆发，他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而如今，柯震东告诉我们，两天的采访下来，“感觉（媒体）蛮友善的”。

出狱后开道歉发布会，因为人太多而发生拥挤，结果被写成“对记者拳脚相加”，柯震东震惊又沮丧：“我真的成为坏人了！”这件事困扰了他很久，最终的结论是：过去“太嚣张了”。

经纪人用“自我”来替代“嚣张”这个词。虽然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比柯震东年龄大，但在团队里，他绝对是主控者：“他觉得应该怎么做，就直接对工作人员下命令，不跟你讨论——也不是凶，他就觉得应该那样做。”

但现在，柯震东变成了一个操心的“老板”。拿到一个项目，他要参与所有环节的讨论：投资方的压力，合作伙伴的利益，会不会有风险，工作人员做起来有没有难度……

外界的质疑让他越挫越勇，反而是身边人的关心让他“痛改前非”。与成龙见到房祖名飞起一脚踢过去不同，在狱中第五天，家人和柴智屏从台北飞过来，一见到柯震东就抱住他痛哭。一直以来“不亲”的哥哥在事发后细心照顾自己，平时情绪敏感的母亲也为他坚强地面对媒体，父亲甚至一度想要结束事业回家陪伴他。

《捉妖记》出品方安乐电影公司打来电话：“现在的情况，我们可能要换人来拍你的角色，可以吗？”

“我当然不可能说不，”提到这件事，柯震东还是很激动，“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跟我讲，不管在道德上还是合约上，都是我的错，我甚至应该把所有的酬劳都还给你，可是公司不但没有任何怨言地承担了重拍的费用，还用最礼貌的方式来告知我，让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做得很好，以后还有机会要跟你们合作。”

他后来去电影院看了《捉妖记》。

“觉得井柏然演得怎么样？”

“非常好。”不假思索。怕记者不信，他又急急地补充：“真的，真的蛮好，蛮好。因为这个角色本身讨喜度就很高，他演的状态也很像，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好。”

柯震东一直没看过自己演的那一版《捉妖记》。我们告诉他，换角之前，有记者同行参加过电影公司的内部审片，在特效还没有做出来的情况下，就能看出他演得很好。如果没有出事，也许现在拥有“20亿票房帝”头衔、稳坐小生头牌宝座的就是他。

“遗憾吗？”

“一定会遗憾吧。”他脸上还是带着微笑，“但我不会把遗憾留太久，因为遗憾没有用，它已经不是我的电影了，我不会天天想着，哎呀，如果是我多好啊——这一点都不会改变我的现状。”

柯震东在《再见瓦城》中有不少挑战演技的戏份

《再见瓦城》中，工人们吃一种“冰块泡面”，就是早上上班买一包泡面，丢在装满冰块的塑料袋里，到了中午，融化的冰块被泡面吸收，放进调料搓匀，就着塑料袋吃，就是一顿饭。

看电影的时候，这种简陋且看起来十分不卫生的食品引起了观众们的一致反胃。但柯震东吃了三个月，还颇为享受——至少比自己在缅甸山上做的白水煮蔬菜好多了。

“很好吃，你们可以试一试，”他极力想说服一脸嫌弃的记者们，“它的好处第一是便宜，一包泡面的钱就可以膨胀到非常大，第二又有饱足感——真的，有机会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尤其配合酸辣口味更好。”

赵德胤觉得，这个小孩有点活得太轻松了，浪费了天分。“你未来想要干吗？你是想要帅帅的一辈子，还是想当一个真正的演员？我觉得你可以变成一个演员，而不是艺人。”熟了之后，他对柯震东说。

柯震东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喜欢演戏，而且一部部地在演，但他从来没想过“一个真正的演员”和他这样的演员有什么差别。过去有人问，担不担心总是“本色出演”会限制你的戏路？他说，不会啊，发哥（周润发）也是本色出演，我觉得他不管演什么都有自己的味道，很厉害。

周润发是他的偶像之一，此外还有黄晓明、金城武、梁朝伟，都是“帅帅的”那种。

但拍完《再见瓦城》之后，柯震东觉得“我是热爱演戏的了，原来为了它我可以付出这样多的事情”。

刚去山上的时候，虽然被勒令用缅甸夜市大拖鞋换掉了“著名运动品牌”的球鞋，但他还是颇为在意外形，早晨出门一定要拿水压一下头发，每晚坚持洗衣服。后来基本上就完全放弃了，可以三天不洗头、不洗衣服，也没空洗，“连照镜子觉得自己丑的时间都没有”，操着一口缅甸华侨的方言，“那时候觉得‘阿国’才是真正的我”。

柯震东为《再见瓦城》抛掉了偶像包袱

然而，戏拍完，他又一秒钟变回了“柯震东”。

“突然从工厂里回到都市，在镁光灯下面拍时尚大片，会不会有一种疏离感？”

“不会，”他老老实实、干干脆脆地回答，然后自己也笑了，“就觉得帅帅的也蛮好。”

导演赵德胤和柯震东是两种人。柯震东形容他“没有娱乐，他家也没有电视，每天都在弄剧本，或是如何拍电影，学习更新的电影方式，拍摄手法、技巧等等”，而评价则是，“他是个聪明的人，知道自己每一步要干嘛。”

赵德胤始终不能理解柯震东那种“吃饭睡觉打电动”的都市宅男生活，但柯震东能理解赵德胤为什么那么“苦修士”——他对记者讲述了他对导演的理解：

华人在缅甸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因为民族和历史冲突的原因，他们得不到缅甸民众和政府的接纳，但想离开又谈何容易。赵德胤是其中的佼佼者，16岁从小山村考到台湾读书，2006年以大学毕业习作《白鸽》入围各大国际影展，从而受到侯孝贤的赏识，三年后成为后者“金马学院”的第一届成员，从此开始成为小有名气的独立电影人。

“太穷了。在缅甸那个国家，医疗不发达，很多人在小时候就死亡了。长大之后又要面临很强烈的竞争，比如想办法去泰国，去台湾——导演在台湾，缅甸华侨的身份，也很容易被歧视。我觉得是这样的环境让他要一直不断地在逆境中求生。”

其实，他同样也明白是什么让自己成为了这样的柯震东。在台湾辅仁大学的演讲中，他讲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父母年轻时清苦，白手起家有所成就之后不愿意再让孩子吃苦，因此从小他什么都有，父母亦从不给自己压力，加上在学校人缘很好，所以几乎没遇到过挫折和困难，自认是“人生胜利组”。

哦不，也有过一些挫折的。坐在我们对面的柯震东回想起来了：“以前我很胖，觉得胖是很大的挫折，交不到女朋友；后来拍戏，觉得自己不会演，当时就觉得胖根本不算什么；之后演完了，票房很好，结果下一部就拍了一部票房不好的戏，你就觉得不会演算什么，票房不好才是比较大的挫折。”

而如今再回望，“以前的那些挫折算什么东西啊！”但他相信，这件事也会像以前那些事一样“翻篇”的，“它不会打死你，只会让你更好。”

但显然，事情还远没有“翻篇”。国人一向将去国际电影节是带作品还是“蹭红毯”，视为真演员与投机者的分水岭，但当柯震东带着《再见瓦城》去威尼斯电影节的新闻传到国内，人们关注的焦点却成了他的红毯照——准确地说，是红毯照上他坑坑洼洼的脸。

他们用惊讶的语气谈论“柯震东颜值崩塌”，并将原因指向“吸毒引起的后遗症”。有人在论坛中发帖：“柯震东的脸，简直是戒毒案例。”他不得不在微博上晒出满脸痘痘的素颜照，证明那是过敏所致。

那时人们还不知道，在吸毒事件后的首部作品中，柯震东出演了吸食药物的戏份——即便这个角色助他拿下了金马奖影帝提名，考虑到当下的舆论，仍然是一个冒险的举动。

但他说，自己看到剧本中的这一段，一点都没有犹豫：只要那是剧情需要。在泰国工厂“实习”的时候，他看到很多工人食用安非他命，以支撑自己在深夜加班——夜班的工资是白天的两倍甚至三倍，而在那里，一包安非他命三五块人民币就能买到。“阿国”需要用夜班工资的钱来支撑“莲青”的梦想，但他也在过量吸食药物的情况下失去理智，杀死了爱人，然后自杀。在这里，药物是悲剧的催化剂。

“反正不管我演什么，都会有人去说那件事的。”他自嘲。

“经纪公司没有给你做辅导？”

“没有，”他和经纪人几乎异口同声，“因为我（他）不是一个受控的人。”

然而当柯震东说出“吸食”两个字时，经纪人还是惊讶地瞪了下眼睛——演戏是一回事，但面对记者，他以往都是用“出事”或“犯错”来表述——这样至少不会被写进标题。但如今柯震东觉得，“逃避让我更畏惧，反而每次跟别人聊这件事，都是在帮我去面对、去分析”。

他已经“做好了被骂、被丢鸡蛋的准备，没关系，默默做就好”，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感情：“以前大方承认无所谓，现在我是麻烦人，（说出来）对任何女生都不太好，所以就低低调调的吧。”

这一切发生在23岁到25岁之间。柯震东不后悔成名太早：“如果我25岁才出道，说实话，一出事就完了。现在蛮好。”

（摄影/隋希 摄像/秦付强 编辑助理/树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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