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唐建伟
高质量的增长就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全面创新时代、绿色发展时代。高质量的增长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不再依赖要素的投入和杠杆率的上升。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转化这一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既是对我国近40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同时也蕴含了深刻的经济含义：主要矛盾转化可能意味着中国将在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宏观调控、资产配置等方面发生重大转变。
一、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经济导致的短缺问题严重，为了解决落后的生产这一主要矛盾，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经济决策者的工作重心也放在尽快做大经济总量，提升经济规模上。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规模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总量比排名第二的日本还大了两倍多，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达到15%左右。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仍存在发展模式过于粗放，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突出等问题，导致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只能说是“大而不强”，未来经济发展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正是因为正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央一段时期以来一直提倡经济要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方式转型。但粗放型经济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型发展方式的推进成效并不显著，原因主要是各级地方政府仍然没能转变发展观念，仍在坚持GDP增速竞赛。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发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形成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就意味着未来发展方式必须要摆脱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朝着集约型方向发展。
十九大报告中通篇没有再提GDP总量目标及翻番之类的要求，而提了大量质量、效益、结构以及活力等字眼，表明了明确的战略导向。十九大报告还强调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益变革、动力变革，全要素生产率达到先进水平，要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动力的经济体制。这些变革都将有力地推动发展方式实现转变。
二、经济增长：从高增速向高质量转变
1980-2016年的36年中，我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9.7%，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速平均只有3.5%。应该说中国经济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的奇迹：是二战后全球经济体中平均增速最高、持续高增长时间最长的经济体。而经过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高增长难度越来越大：一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使得再依赖原来通过要素投入拉动经济高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二是要素投入需要大量资本和资金的投入配合，这会导致经济杠杆率偏高，容易带来债务和金融风险。
因此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报告中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两步走战略安排都没有再提GDP翻番的目标，这主要考虑的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现在产能不足及总量问题已经不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突出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发展的质量还不够高，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而结构性问题不能依赖总量发展来解决，必须通过质量、效率、动力“三个变革”来着力解决。
所谓高质量的增长，是指以科技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创新型国家；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建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经济增长模式。
高质量的增长就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全面创新时代、绿色发展时代。高质量的增长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将不再依赖要素的投入和杠杆率的上升，随着经济转型的成功，我国的杠杆率也将逐步回落。高质量的增长将有助于我国建设成为包括科技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字强国、智慧社会等在内的创新型国家。
三、经济体制：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变
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意味着新特征，新特征意味着新任务，新任务需要新的战略谋划。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是我们党根据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对经济发展做出的总体部署和扎实安排。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意味着新时代我国的经济体制将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向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变。
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发展理念更新。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总量的基础和关键”，但“发展必须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二是市场和政府的边界更清晰。现代经济体系中，要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三是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现代化经济体系更多的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创新将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四是现代产业体系不断壮大。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只是去产能，还应通过补短板增加高端产业及第三产业的有效供给。
五是区域城乡经济协调发展。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三农”事业来缩小城乡差距；通过深化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优化发展“四大板块”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使地区差距大大缩小。六是开放型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成为贸易强国、对外投资强国。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进一步提升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四、收入分配：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
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根据经济发展阶段来不断做出调整。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收入分配实际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种分配制度既不可能有效率，实际也有失公平。到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经济飞跃。
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制度实践初期确实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但与此同时也容易产生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加等问题。
比如最近这些年以来，中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一直引人关注。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24到0.36之间。而我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处在0.46之上，且该系数从2010年的0.481下降至2015年的0.462后，2016年又反弹到0.465。
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比世界的中位数更严重，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人均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又有开始恶化的倾向。根据招行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17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千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已达到158万人，这部分高净值人群共持有约49万亿元的可投资资产，其资产在2014-2016年的年均增速达24%。远超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9.1%的名义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如果长期存在会加剧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
所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将是政府的努力方向。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按劳分配的体制机制，通过“提低”、“扩中”、“限高”、“打非”等措施来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劳动收入与财产性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同时，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的攻坚战，也需要政府在收入分配上关注弱势及低收入人群。政府要履行好再分配调节职能，使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缩小。因此政府未来将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更加注重公平的原则，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五、 宏观政策：需求管理为主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
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其实正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体现：我国经济已经告别了总量短缺，但结构性产能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存在。为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稳定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前几年持续采取了系列需求端的管理政策来刺激需求，但政策效果不佳：需求管理虽然有助于防范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断崖式的下滑。
但从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转型，供给侧管理的重要性上升。要着力加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因此，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
六、居民大类资产配置：从集中向多元化转变
我们的一项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居民家庭大概有75%的财产是配置在房地产上。由经济日报社发起一项调查报告也显示，在全国家庭的人均财富中，房产净值占比为65.99%，同时，2016年全国居民的房产净值增长幅度达17.95%，房产净值的增长额占到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68.24%，城镇居民房产净值的增长在家庭人均财富增长中的比重更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房产净值的增长额分别占到了家庭人均财富增长额的75.62%和41.48%。
目前我国住房市场已经告别短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同时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未来住房将回归居住功能。
这些都表明房地产价格再出现大幅上升的可能性不大，从资产配置角度其配置价值也将下降。未来随着我国居民人均收入的上升，资产配置将更加多元化，股票和债券资产、银行理财及保险等产品的配置比例将有所上升。同时，考虑到未来人民币继续大幅升值的空间不大，中国居民资产全球化配置的需求也将上升，对国际化资产的配置比例也将上升。
当然，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逐步提升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要关注资产的结构性投资机会。比如房地产虽然整体性的价格上升空间不大，但作为具有较好教育医疗资源和区位优势的一线城市核心区域的房地产仍将是众多资金追逐的对象。同样，与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相关的消费升级、环保、新能源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也将是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