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认为，自由贸易港建设有望从知识产权、劳动权益、环境保护等方面继续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我国双边、区域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参与国际规则积累新的制度经验。这是顺应国内外大势的客观需要。

　　不局限在沿海港口地区

　　十九大报告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自贸试验区下一步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发布会现场获悉，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明确提出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出入境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定了初步建成自由贸易港区先行区的发展目标，对接国际标准，推动以油品为核心的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

　　“目前，我们正会同上海市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有关建设方案，紧扣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核心任务，加大力度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高峰透露。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我们对港、园、区的概念没有特别加以区分，都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当前，我们更加重视港口的功能和作用，强调港口功能与区位优势的结合，扩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

　　从当前来看，随着第三批自贸试验区挂牌，我国已经形成11个自贸试验区，遍布东中西部地区，但并非每一个自贸试验区都具有港口特质。那么，未来自由贸易港又该如何布局呢？

　　白明认为，自由贸易港“必须要有港”是一个传统的思维，没有港口的中西部地区也能够建设自由贸易港。“根据国外的经验，自由贸易港可分为有水港和无水港。有水港指的是海港，而无水港指的是空港和陆路运输港。所以，未来自由贸易港建设是可以打破区域限制的。”

　　记者注意到，十九大报告提出“自由贸易港”概念后，自由贸易港就成为了一个热门词汇。

　　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表示，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建设南沙自由贸易港，推进南沙开发建设取得新的突破，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合作示范区。

　　厦门市委书记裴金佳表示，厦门将探索打造自由贸易试验区升级版，争取建设自由贸易港。

　　除此以外，内陆自贸区地方领导和专家学者也表达了对建设自由贸易港的理解。

　　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表示，自由贸易港是自贸试验区的升级版，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助推器，这将为内陆地区开发开放带来新机遇，也是破解中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方式之一。

　　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表示，泸州是四川自贸试验区的重要区域，泸州要发挥港口优势，争取建设自由贸易港。

　　华中科技大学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表示，自由贸易港的建设需要循序渐进。“由沿海地区先行先试、积累经验，逐步向内陆地区梯度推进。”

　　成为新的开放“支点”

　　高峰介绍，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指明了新的方向，要求我们对标更高的标准，推动更全面、更深入的开放新格局。

　　白明告诉记者，对标全球最高水准的自由贸易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是两个重要的参照标准。“我们部分城市港口的吞吐量、基础设施并不比它们差。但在管理能力、管理体制、效率和国际化服务上，还是有所差距。”

　　“但是，这两个地域作为自由港，实现了很多政府行政职能的让渡和弱化。在这方面，我们可能与之有所差异。一线放开、二线监管，至少需要备案，这是基本条件。监管不能完全放开，但政府授权的自由度可能进一步放宽。”白明说。

　　今年上半年公布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也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

　　也有专家对记者表示，有些自贸试验区本身就拥有港口和保税港，比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拥有洋山港；天津自贸试验区拥有天津港保税区；辽宁自贸试验区拥有大窑湾保税港区。未来会不会专门另设自由贸易港，还有待观察。

　　顾学明则表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不仅仅需要从物理层面考虑如何去建，而是要将其作为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一个“支点”。

　　“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局部地区率先扩大开放，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人员流动方面赋予更加开放的先行先试措施，有助于为全国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进行压力测试，为经济长远发展再造一个‘开放红利期’。”顾学明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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