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香港著名作曲家高世章从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陈敢权手中拿到一张1936年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草地上有11个人排成3行，对体育素无了解的高世章，竟一眼“认出”了蹲在足球面前的“亚洲球王”李惠堂，“他不是明星的样貌，但很有领袖气质。”与相片中的人对视时，高世章心里涌起一种莫名的骄傲，同时翻涌出来的，还有被他很快确认为开篇的旋律，“感觉他们有话对我说。”

从4月7日至今晚，这段旋律已经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奏响了4次，由香港话剧团联合香港舞蹈团共同制作的《顶头锤》完成了其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演出的使命，更揭开了一段中国足球历史上令人振奋的往事。

让高世章动容的照片正是首支打入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合照——1936年，中国被邀请参加德国柏林奥运会，组建一支男子足球队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时的中国内地正受日本侵略者滋扰，政治、经济也问题不断，对于体育文化事业的投入十分匮乏，因此，在这支22人组成的中国足球队里，有14名球员来自香港南华足球队，队长正是上世纪30年代与京剧大师梅兰芳齐名的足坛名宿李惠堂。当时的上海滩，战火的灰霾蔽日，十里洋场上唯一的亮色一言以蔽之：“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在见到许荣新前，陈敢权对李惠堂仅有所耳闻，但他和一干南华队员为了筹集参加柏林奥运会的路费，在亚洲展开巡回表演赛，最终取得27场比赛23胜4平的战绩，颠簸辛劳只为有中国人能站在奥运会赛场上，这个故事，陈敢权还是第一次知道。

许荣新是一位英国人，对香港足球史颇有研究，“当时他要写一本书，我刚刚来香港话剧团，听到这个故事就觉得了不起，同时也很惭愧，我竟然是从一个英国人那里知道我们的历史，所以，我想让它变成一场演出，将前辈的故事讲给年轻一辈听。”听到这段真实历史后，陈敢权心生好奇，“为什么在时局动荡的年代，还会有人坚持踢球？一门心思要参加奥运会？”

于是，照片和剧本在2007年8月与2008年2月分别到了高世章与香港著名作词人岑伟宗手上，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时刻，一部名叫《顶头锤》的音乐剧也在香港首演，演绎的正是这段中国人与奥运会的过往。陈敢权正是该剧的导演和编剧。“那时的香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香港人，一群在街头追着球乱踢乱撞的年轻人，最终能代表中国站到世界性的体育盛会上，这颗中国心值得我们记住和思考。”

李惠堂所处的时代，足球承载了单纯竞技之外的寄托，尤其战胜外国人，更加振奋国人士气。在受邀参加柏林奥运会前，远东运动会上屡创佳绩，让中国足球和李惠堂都成为绿茵场上不敢被怠慢的对象，虽然参赛国家不多，但自1913年至1934年的远东运动会，中国足球队除第一届获得亚军，其余均为冠军，这样的战绩也让当时的日本报纸，在日本队主场以1∶5告负后，给出标题：“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

但到了1936年，奥运会的舞台，中国队还是首次征战。可组建了“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后，国民政府却无法支付奥运代表团赴柏林参赛的经费，经过四处“化缘”，仍有几万法币（记者注：当时的货币名称）的缺口。1936年5～6月，中国足球队无奈展开了募集旅费的亚洲巡回赛，从上海出发，转战新加坡、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及缅甸，短短两个月进行了27场比赛。

这一段，被高世章和岑伟宗浓缩在一首13分钟的歌舞里。舞台上，主角郑开满屡屡破门用的正是当年队员谭江柏的特技“顶头锤”，这位因头球出色而被称为“铜头”的昔日国脚，后来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歌星谭咏麟的父亲”。

由于中国队在亚洲声名远扬，此行也受到当地华侨的欢迎，旅费终于在奥运会开幕前顺利集齐。但为了节约经费，这两个月，球员都选择了最低等的舱位和最便宜的旅馆，在舞台呈现时，还突出了当地华人的接济。在中国足球队的努力下，1936年6月26日，中国代表团才顺利登上一艘开往意大利的邮轮，而中国足球队则在印度才登船与代表团会合，一起前往德国。漂了28天，又经火车颠簸，7月23日，中国代表团才抵达柏林。

8月6日，中国队首秀对战英国队。作为当时足球最强盛的国家，“英国队”在舟车劳顿的中国队面前几乎等同于“下下签”，而且，当时奥运会的赛制，开始就是淘汰赛，因此，名声在外的李惠堂被对方严密防守，未能有所建树，半场互交白卷后，最终中国足球还是以0∶2结束了在奥运赛场的初次亮相。

“虽败犹荣。”陈敢权的评价在当年已被印证，奥运会结束后，中国足球队的水平得到不少欧洲国家的肯定，邀请中国队参赛的电报也接踵而至，李惠堂个人也受到一些欧洲俱乐部垂青，但他以“还要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为由婉拒。虽未直接表达这段故事，但在陈敢权的舞台设计中，李惠堂的爱国情怀变成了一个催人奋发的梦境，“我梦到我们终于拿到了奥运会的冠军，但升起的却是日本国旗，我们在场中央大声投诉，没有人听到我们。”当舞台上的李惠堂说完这段话后，此前抱怨待遇的队员便再无异议。

除了家国情怀，岑伟宗还希望这粒小小的足球能让更多人忠于所爱，“现在的球鞋、装备都比原来要好，可为什么以前能踢得令人振奋，现在反而不容易了呢？”当时的时代跌宕，像一副染墨的背景，衬得一群体育人的执念闪闪发光，而在新的时代里，“足球就变成了观众心里各自爱的东西。”

在接到高世章定下的旋律后，岑伟宗仅用了在餐厅的20分钟便填完了序曲，“一生经历似一个波（记者注：足球），如绿草给岁月磨，一生中竞赛少与多，珍惜的痛惜与奈何，深刻不及那一次多，横渡世界去望过，当中开拓一个，未敢相信的我。”

本报北京4月9日电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梁璇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7年04月10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