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资金价格进行考量的四个维度（面值、利率、汇率和价格水平）中，汇率通常作为两国货币之间的交易价格而存在。针对外汇汇率管理，目前世界上各国综合自身货币政策需求、一国贸易账户余额管理、一国资本账户余额管理、官方外汇储备等等因素，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外汇管理模式，如固定利率模式、浮动利率模式、欧盟各国所采取的统一欧元的外汇模式等等。
中国外汇管理体系几经演变，目前实行的是锁定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政策；特别是2015年的“811汇改”，即人民币中间价以上日收盘价并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进行最终确定的模式，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外汇管理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但正如货币具有正反两面一样，前述改革在一定时间内引发了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的困境，同时境外各类做空人民币的外汇衍生品也应运而生。为防止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打击市场做空，央行在动用官方外汇储备支持人民币汇率的同时，采取了大力推动资本项目放开、加强国际贸易真实性审核、干预人民币离岸市场等诸多措施；直至2016年3月，媒体报道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在针对托宾税（Tobin Tax）进行相关政策研究。
在针对托宾税对外汇衍生品市场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讨论之前，笔者觉得有必要就外汇市场及相关衍生品做一些简要介绍。
外汇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市场，通常包括了现金（Cash）、即期（Spot）、远期（Forward）、互换（Swap）、期货（Futures）和期权（Options）市场。在前述各外汇市场中，外汇现金市场极其有限，通常用于旅行、或银行间零售所需；而外汇互换、期货和期权通常归统为外汇衍生品（Derivatives）市场；因此，目前中国外汇市场更多讨论是外汇即期市场和外汇远期市场。外汇即期市场是指货币交易能够即时交割的外汇市场，通常交割在交易发生的两天内能够完成；由于外汇即期市场对价格非常灵敏，所以买售利差空间非常狭小。而在外汇远期市场上，交易双方通常以现时约定的外汇价格，约定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就外汇进行交割；远期外汇合约同时也能作为外汇互换交易的一部分，如针对目前即期汇率的外汇交易，采用一个远期合约的反向交易，由于这两笔外汇交易是以当前外汇汇率为基础，因此并不存在汇兑风险（但需要考虑交易对手的到期违约风险）。
在互换（Swap）、期货（Futures）和期权（Options）这三类衍生品市场中，外汇仅是作为其中一类的基础资产，衍生品市场的基础资产可包括小麦、股票指数、利率、汇率等等。根据是否在公开市场交易，衍生品工具通常可分为集中柜台交易合约（Regulated Exchange-traded Contracts）和非柜台交易合约(Negotiated Over-the-counter Contracts)。期货和期权通常为相对标准化产品，在交易所集中柜台交易，亦受到交易所相应管制和制约；而互换作为合同双方互换现金流的合同，通常是非柜台私下交易，更难于监管。
非柜台衍生品由于不受约束和监管，在2008年之前基本以几何数增长，如以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6月披露数字为例，彼时非柜台交易衍生品金额已达672.5兆亿美元。因而在资产证券化（Securitization）之外，非柜台衍生品交易亦被认为是导致2007-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即系统性危机（Systemic Risk）的引发是由于衍生品潜在的交易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导致：在大额衍生品合约下，交易一方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可能面临大额支付义务，如其违约，则其交易对手将不得不面临巨额损失，进而引发多家金融机构违约的多米诺骨牌坍塌效应。
在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当时的美国政府开始出手阻止系统性风险的延展，如针对持有信用违约置换（Credit Default Swap）产品最大的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或“AIG”），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9月16日通知国会，决定由美国联邦政府向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随后2010年，美国正式出台了《多德-法兰克》法案（The Dodd-Frank Act），针对非柜台衍生品合约要求提高资本约束、或者进行集中结算等等。
而在国际上，针对国际金融市场失灵的情形，征税一直作为一项备选而存在；如在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或 the “IMF”）依据G20要求出具的一份报告中（A Fair and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by the Financial Sector: Final Report for the G-20），就考量了新征金融税目的可行性及相应后果。该报告中提到了三项税种建议：即金融稳定支出（the Financial Stability Contribution）、金融活动税（the Financial Activities Tax）和金融交易税（the FinancialTransaction Tax，或 the“FTT”）。
FTT也就是托宾税，该税最早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在1972年提出的，其起初设计是为了减少在外汇交易市场上的投机交易（Speculative Transactions）；即托宾教授认为由于短期投机交易的存在，导致外汇交易市场已远远偏离了市场本质，而托宾税的实施将减少或阻止市场短期套利投机行为，并引导市场参与者真正关注经济实质。
根据托宾教授的理论，由于托宾税是直接针对交易次数进行收税，因此，托宾税主要影响的是短期高频交易，而针对长期交易的影响，则影响相对有限；通过这一税务设计，，既能避免短期高频套利交易，又不至于完全阻滞市场。事实上，托宾税的设计思路有点类似于针对烟酒产品征收重税。但各国对于托宾税，也并非完全认可，如在2009年11月苏格兰召开的G20峰会上，英国总理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即提出了类似托宾税的建议以避免下一次全球危机，但该建议遭到美国财政部长蒂莫亚-盖特内（TimothyGeithner）的反对。
由于托宾税是针对不受欢迎的某些金融交易本身进行征收，其意图并非完全遏制所有交易，因此，在托宾税的设计上，需要严格区分何为不受欢迎的交易行为。针对衍生品交易，部分学者提出了“异质预期投机交易（Heterogeneous Expectation Speculation Transactions，或 HE Speculation）”对于市场无任何用处，且负面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因此，为规避非柜台衍生品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异质预期投机交易应课以托宾税。
对于何为异质预期投机交易，部分学者建议可以从衍生品的交易策略和对市场系统性的影响进行分析，即衍生品通常用于对冲（Hedge）、套利（Arbitrage）或投机（Speculation）交易。对冲通常是为了减少资产或负债价值的反向波动风险敞口，而采取的交易策略；如某面包师担心小麦价格在未来六个月内可能涨价，其可通过远期合约（Forward Contract）锁定100美元/蒲式耳（$ 100 per bushel）的价格，这样即使在未来一年内小麦价格上涨且超过了100美元/蒲式耳，其在远期合约衍生品下获得的收益即可冲抵其因小麦涨价所带来面包制作成本上升的损失。
套利交易则是依赖于不同市场上对同一产品存在的价格差异，即套利交易的理论在于同样的产品应具有同样的价格，套利交易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市场价格的正确发现，亦有助于市场效力提升；但若不同市场之间价格差异过大，套利交易亦可能面临巨大损失。而投机交易，目前市场并无明确定义，通常是指投资人通过对市场价格走势判断以获取利润，但该定义并不能完全诠释投机交易的价值所自，盖因有些对冲交易的对手即是套利交易人；因此，部分学者提出HE Speculation是指交易双方都是投机交易者的交易，或者说该交易双方之前无任何基础交易资产的风险敞口，譬如2008之前诸多银行购买的无需持任何基础资产的CDS（NakedCDS）。
但正如对烟酒产品课以重税并未能阻止烟酒消费一样，仅仅依靠托宾税能否阻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学界和实务界仍存有巨大争议，而且托宾税的提出和具体实施应是一个反复权衡并仔细推敲的过程；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大量外汇衍生品事实上在境外操作完成的情况下，更需有针对性地提出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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