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视角解读人民币汇率

　　□高希言

　　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界关心的热门话题，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上年末的6.4936贬值至6.9454，全年累计贬值6.5%，系人民币汇率2014年转入震荡贬值以来，贬值幅度最大的一年。由此，这一时期各方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这一话题涉及面广泛，真正能系统性解释清楚的人很少，多数情况下也仅仅只是一家之言。

　　作为汇率改革、外汇储备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等重大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曾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的管涛，可以说是对当前汇率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学者之一。“与其简单告知一些基本结论或判断，不如告知一些分析问题的框架和方法，而这些框架和方法都是可复制和推广的。”正如管涛本人所言，其新近面世的《汇率的本质》一书，从基本概念和原理入手，涉及对国际收支数据的解读、对“8·11”新汇改的评价和预判、对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前瞻，以及对资本流动冲击风险的监测预警等。

　　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其涉及广义的分配问题。从内部利益结构与分配影响来看，人民币汇率变化对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贸易出口部门与进口部门以及对外投资部门对人民币汇率的认识就会有很大的不同。通读《汇率的本质》一书，应该可以发现，管涛的很多观点都代表了国内学术界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智库机构等主流论调。作为曾经的政府官员，在卸任后能以学者的身份重新思考汇率问题，这本身就是此书的一大看点。不同领域、不同利益关系的群体应该都可以从中获得自己需要的答案。

　　对于外汇问题，在管涛看来，貌似神秘，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国内问题，解决之道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为此，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观点，一是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都是国内经济运行的结果；二是尽管近年来境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兴趣提高，但人民币资产终究是风险资产而非避险资产；三是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关键在于练好内功，只要国内经济保持健康运行，跨境资本流动最终都会回归经济基本面；四是要用市场化的意识和方式应对市场状况。汇率浮动负责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价格调节，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负责国际收支和外汇市场的数量出清，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违背。

　　在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大背景下，如何保持当前人民币汇率稳定可控，管涛上述四个观点应该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其中很重要的两点就是指向国内经济，笔者认为，对国内经济而言，尽管当前基本面较好，但仍要正视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如经济回升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依赖较大，民间投资增速及其占比下降，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增强等因素。正所谓内圣外王，回顾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铢狙击战和港币保卫战，国际炒家对其采取攻击的前因就是泰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内部经济出现不稳定，导致不可持续的资产价格泡沫产生，这样才会给国际炒家有可乘之机。因此，保持基本面的健康稳定至关重要。

　　对于当前境外做空中国的现象，管涛在书中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他认为其关键在于如何判断中国经济自身的状况，地方政府债务庞大、房地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成为境外做空中国的借口，客观上也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重大隐患，只有妥善处理这些问题，才能彻底打消和挫败境外做空中国的企图。书中通过非常清晰的逻辑和视角对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国际炒家惯用手法进行了描述，并指出了应对攻击的三道防卫措施：外汇干预、提高利率以及交易管制。

　　去年以来，因为资本流出、外汇储备减少，引发市场关于外汇储备充足性的关注。对于外汇储备去哪儿，各方面的观点不一，众说纷纭，这也一度引发部分人士对当前外汇储备政策的误解。管涛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市场之所以对外汇储备规模问题开始担心，主要是因为只注意到外汇储备资产方的变动，而忽视了负债端的变化，只有将两者的变动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他运用国际收支平衡表，从流量和交易的角度，分析了近期我国资本流出的去向，即“藏汇于民”和“债务偿还”。

　　根据当前最新的市场情况显示，为应对人民币贬值压力和资本外流，国家的外汇管理政策已经发生了转变，从严进宽出转向了宽进严出。其实，自2015年汇改以来，汇率改革一直稳妥有序地持续推进，但是因为市场各方对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存在疑虑和担忧，这也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大，就目前而言，人民币贬值预期仍在不断强化，资本外流趋势不减，这一局面有可能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因此，如何有效并善于引导市场预期非常关键，笔者认为，引导市场预期除了政府部门的及时发声之外，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需要更多学术机构发出有建设性、有深度的观点。众所周知，目前国内学术界非常稀缺类似管涛这类官员型学者，在政策的讨论中，学者们往往因为信息不对称，而不能对官方发声提出更多的不同看法。通读《汇率的本质》一书，可以感受到管涛能够更从容地在市场和政府的角色间进行换位思考。与政府和市场都保持一定距离后，很多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想得更透彻，立场也更加超脱、观点也更加平衡，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这或许正是我现在的一种状态，一只眼看政府、一只眼看市场，想成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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