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因合作品牌不尊重中国国家主权，刘雯、杨幂、易烊千玺、江疏影、关晓彤、林允等明星纷纷与合作的时尚品牌解约。明星的时尚资源一向是衡量咖位的标准，但这些“问题”品牌一旦作了死，也会立刻成为众矢之的。

此次风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8月10日，有网友指出Versace范思哲的一款T恤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划分为国家，次日凌晨，杨幂工作室立刻宣布，结束与该品牌的全部合作，并在微博删除了与其有关的所有宣传信息。

随后，蔻驰、纪梵希、亚瑟士、CK、馥蕾诗这几家品牌也纷纷被社交媒体曝了光，它们或在服装设计，或在官网备注信息上存在不尊重中国国家主权的现象。与被点名品牌有合作的刘雯、易烊千玺等明星立刻发声，加入到了解约的队伍中。为挽回损失，这几个品牌急忙发布道歉声明，这几天也被网友戏称为品牌道歉日。

挖坑不辍的时尚品牌们

读者们可能还对去年11月的D&G杜嘉班纳事件有印象，因为发布了一则带有种族歧视的广告，该品牌引发众怒，原本在上海举办的大秀取消，设计师亲自道歉也无济于事，其大中华市场元气大伤。

（杜嘉班纳广告截图）

其实，这种时尚界的失态不仅仅针对中国，在全球各地都不乏案例。

2018年，Gucci古驰因出售与锡克教徒所戴蓝色头巾相似的头巾受到抨击。蓝色头巾是锡克教身份中最明显的标志，它们常常使锡克教徒成为仇恨刺激，歧视和欺凌的目标。锡克教社区的一些成员说，古驰不了解其重要性的情况下，还用这样的头巾赚钱，这是明显的文化占用。

（锡克教徒的头巾）

“这简直令人恼火，古驰的人有没有想过头巾对锡克教徒意味着什么?有没有想过我们身份背后的历史?我的人民因为戴头巾而受到歧视，甚至被杀害。”一位锡克教徒社交平台上这样写道。

锡克教徒还认为，在历史上，锡克教头巾是平等的象征，它意味着便宜并且适合所有人。然而现在古驰以高达近800美元的价格售卖，明显与头巾的初衷相矛盾。

就在同年，古驰还因销售类似黑脸（blackface）的巴拉克拉瓦(balaclava)毛衣而道歉。因这类种族问题引发众怒的不仅是古驰一家，Prada普拉达也曾因展出有着黑脸（blackface）和大红唇的猴子形象的系列产品，被指歧视黑人，最后该品牌下架了所有产品，并在社交平台道歉。

古驰的毛衣

普拉达的猴子产品

Blackface意为“涂黑脸”，在西方语境中有特殊的历史含义，该词源于19世纪的黑脸滑稽剧(blackface minstrelsy)，这种表演形式当时在美国广为流行——白人演员在脸上涂抹黑色的油彩、故意穿上宽大或破烂的服装，他们模仿黑人的口音、表演黑人歌舞、弹奏乐器，以博众人一乐。

由于当时还没废除黑人奴隶制，黑人社会地位低下，无法向主流社会展示自我，他们的形象一直被黑脸滑稽剧中塑造的刻板印象所取代。因此，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之后，黑脸滑稽剧饱受诟病、渐渐失宠，并被认为是不尊重且具有冒犯性的。21世纪以来，白人“涂黑脸”这种极具象征性的行为也转变为种族歧视的代名词。

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渊源，这些品牌的“明知故犯”引发了黑人群体的愤怒。一位黑人律师在社交网络上就表示，自己看到这些产品“生气到浑身发抖”。

同年，Burberry巴宝莉在中国农历新年之际发布过一系列家庭肖像画风格的照片，原本品牌想用温馨的全家福照片，表达对中国春节的祝福，但不但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令许多人感到“毛骨悚然”，随后巴宝莉不得不道歉。

时尚界的顽疾

针对这种大品牌触犯民众情绪的做法，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首席策展人瓦莱丽·斯蒂尔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时尚行业有着长期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历史。该行业充斥着对少数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偏见和麻木。

早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时装公司就曾使用n（Negro：对黑人使用的种族歧视词汇）字在营销材料中描述特定的棕色阴影。

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的迪奥发布的NewLook造型中，模特戴的头饰与象征东南亚劳工所戴的锥形“苦力”稻草帽子极为相似。而这种对亚洲人的刻板性描绘，可以追溯到近百年前，是对东南亚劳工的严重贬低。

此外，YSL圣罗兰用“鸦片”为其东方风情的香水命名，也完全忽略了鸦片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记忆。

这些做法背后可能是粗心大意，也可能是无知，但终究反映了品牌着急忙慌地的追求利润，却对目标市场背后文化不管不顾的傲慢。这不仅丧失了对市场的尊敬，还放弃了塑造品牌本该拥有的文化敏感性。

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时尚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必然充满了不同文化符号转换、借鉴和仿造。这本该让从业者在使用、改造这些文化符号时更加小心谨慎，但它们在向不同国家和地区进军时，能力已经配不上野心，对文化的了解浮于皮毛，从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白人主导的时尚产业

有媒体评论说，如果这些品牌有更多中国员工，并且这些员工在公司里有话语权，那这些大品牌对中国的敏感度也许会不同。同理，如果在伦敦、米兰或纽约各大时尚都市雇佣更多黑人或锡克教徒，或许可以阻止含有这类种族歧视的服装进入设计阶段。

然而当前时尚行业的现状恰好相反，根据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发布的最新报告，该协会中只有不到4%是黑人。在2018年9月之前，美国《Vogue》杂志的封面从未被非裔美国摄影师拍摄过。

时尚行业缺乏多样性的问题不仅是种族问题，还反映出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首席策展人斯蒂尔说的很直接:“在很多情况下，你必须有钱才能进入(时尚界)，因为一开始你的薪水会很低，无薪实习让很多人都承担不起。最重要的是，现在的环境是一种恃强凌弱和墨守成规的氛围，(而且)对任何不属于任何派系权力范围内的人都怀有敌意。”

在2015年创立独立时尚杂志《suit》的纽约造型师阿什利欧文斯(Ashley Owen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恐惧症是如此根深蒂固，你实际上必须在心里不断地与这些偏见作斗争，为了真正改变这个体系，需要每天进行个人的、渐进的改变。”

仅仅道歉就够了吗？

吃一堑，长一智，各大品牌开始慢慢认识到，如果它们想要获得全球吸引力，就必须扩大自己队伍的包容性。

2019年1月，美国时装设计师协会(CFDA)和Calvin Klein和Tommy Hilfige)等品牌的母公司PVH发布了一份关于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简报。

报告中说道：“(美国)时尚产业到目前为止，一直无法反映中国各个阶层的多样性。“对我们的行业来说，重要的是要明白，多元化和包容性不是一种趋势，而是每家公司应该采取的经营方式。”

正如该报告所阐明的，多样性“只是衡量公司内部差异的一种标准”，无论是种族、年龄、性别、能力还是性取向，而包容性则更进一步，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不同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集体整体。”

也许只有到那时，时装公司的员工才会觉得，自己有权力公开反对那些明显会引起冒犯的活动或产品。

虽然没有一家时装公司明确将自己的过失归咎于内部多样性不足，但它们对争议的后续动作似乎回应了这一点。在普拉达的猴子产品被撤下后不久，该品牌宣布，艺术家西亚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和导演艾娃杜威内(Ava DuVernay)这两位颇具影响力的非洲裔美国文化人物，将领导一个新的顾问委员会。

“要提升有色人种的声音”，当古驰将上述巴拉克拉瓦毛衣撤下销售时，在道歉声明中表示将致力于增加整个组织的多样性。后来，该品牌启动了古驰Changemakers项目，特别关注非洲裔美国人社区和年轻人，并宣布了一个500万美元的基金，“通过投资社区项目来支持社会变革”。

巴宝莉很快也效仿了这一做法，宣布计划建立以多元化和包容性为重点的员工委员会，并推出包容性领导力研讨会和强制性的无意识偏见培训。

路易威登则任命了首个非洲裔的创意总监Virgil Abloh 为男装创意总监，被视为“极其大胆”的决定。

这些举措是否会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有待观察。但它们至少是试图纠正该行业的一些错误，而不是简单地道歉，并将冒犯性的商品下架了事。

令失误无处遁形的社交媒体

无论是杜嘉班纳对中国文化不尊重的事件还是这几天因“一个中国原则”而引发品牌道歉事件，都是先在社交媒体的平台上发起的，社交媒体将对这些批判声音传播得更快、更广，引发的抵制行动给品牌带来的损失也更直接。

曾经，时尚界看门人是各大时尚杂志，但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设计师和各大时尚品牌必须接受社交媒体用户24小时的审视，如果没有快速正确的反应，就会造成严重损失。

咨询公司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近三分之一，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牌们的最大的金主爸爸，正因如此，品牌们都选择了第一时间亮出道歉声明，谁也不想当第二个杜嘉班纳。

这次“道歉门”，也成了继杜嘉班纳之后，想在中国发展的国际品牌们上的又一课。想要在这个地方“掘金”，首先就得守这儿的“规矩”。就如网友评论，想要赚中国人钱，又伤害中国人感情，哪儿有这么美的事？

这也让国际品牌们不得不正视自己的顽疾，面对全球化的世界，做国际化的生意，它们的能力是否跟得上步伐？是否更新了管理机制、提升了内部员工的多样性？而更关键的思想上，是否该向白人中心主义说再见了？

毕竟，只有拿出诚意面对国际市场和多元文化，生意才做得下去。消费者的购买力再强，忍耐度也是有限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