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开幕的“艺术史：40×40”展览中，艺术作品获得的市场成就，是艺术史无可厚非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是某一件艺术品能够卖出这么多钱？]

　　上海宝龙美术馆正门外，艺术家谷文达创作的石雕《天象》看似凌乱地躺在地上。不久前它被运到这里，参加11月9日开幕的大展“艺术史：40×40——从四十位艺术家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当代艺术”。

　　这是一个宏大而庞杂的题目。人们首先好奇的是，哪四十个人能够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在这份参展名单中，能看到那些闪耀的艺术家名字，他们有的依然活跃在公众视野，有的已经很少曝光。

　　展览开幕当天，大部分参展艺术家现身美术馆，罗中立、何多苓、刘小东、方力钧、岳敏钧、张晓刚、曾梵志……这是一次罕见的同台。开幕典礼后，在鲜红的巨大背景板前，他们越过地上铺满的气球站在一起合影。

　　“这张照片也一定会成为历史。”宝龙美术馆副馆长吕美仪说，“如同星星画展、八五新潮，大家都在创造一个事件，没有人当时就大胆说，要注定成为后人的历史。我们希望用这次展览做一个定格，就像一个历史的逗号。”“艺术史：40×40”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参展项目，展期将持续至2019年3月3日。

　　寻找表达问题最突出的艺术家

　　今年，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背景下，艺术界开始以此为题展开各种各样的致敬活动。在“艺术史：40×40”策展人、艺术史学者吕澎看来，对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的创作进行集中呈现，机会难得。与此同时，舆论乃至评论界的种种声音更让他觉得，为四十年艺术发展策划展览很有必要。

　　近几年，人们给予中国当代艺术更多关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当代艺术展览应接不暇。然而，并非所有人都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真实的发展状况和历史缘由，一些人甚至轻易否定过去几十年里中国艺术的价值与意义。

　　譬如，他们认为80年代艺术家所从事的现代主义艺术是幼稚的，90年代那些潮流或运动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一种偏见选择，新世纪那些在艺术市场出现“井喷”的现象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商业动作。

　　吕澎认为，这样的观点本身就非常肤浅：“改革开放的历程中，艺术家不断了解其他民族的文明，调整自己的视觉方式，在不断学习、转换的过程中完成了他们的作品，不可能形成绝对的原创。整个人类文明就是相互影响的过程，西方也会对东方的艺术感兴趣，学习东方。”

　　自1992年出版《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开始，每隔十年，吕澎都会对当代艺术做阶段性梳理，并出版一部书籍。吕澎告诉第一财经，在筹备“艺术史：40×40”时，如何选择参展艺术家没有硬性标准。“以80年代为例，艺术家对过去陈旧的艺术形式进行反省、反叛、反抗，以不同角度、形式、语言风格去实践观念转变和思想解放，每个时代都会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寻找表达问题最突出的艺术家。”

　　因此，观众看到一些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在今天如此普通，一些艺术家在公众视野内已经不再“有名”，但他们的创作足以代表一个时期的艺术精神。

　　在配合展览出版的宝龙美术馆艺术丛书《中国当代艺术简史：1978-2018》中，作者之一王亚蕾这样描述：罗中立的大幅油画《父亲》（1979）是今天中国人最熟悉的艺术形象之一，今天我们说起《父亲》会说它完全采用了克洛斯照相写实主义的手法，但在当时，普通的观众站在尺幅巨大、描绘精细的作品面前，无不动容。

　　资本市场助推艺术品价值

　　1992年，吕澎撰文《走向市场》，试图转换人们对“市场与艺术不兼容”的认识，并提出金钱是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90年代初期，中国艺术界意识到市场权力的诞生，艺术品销售逐渐成为衡量一个艺术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影响下，新生代、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等艺术形式登上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舞台。尽管当时创造了新的艺术现象，但是大多数人普遍关心他们的作品在国际市场的表现——艺术市场天价频出，让当代艺术获得了更多关注。

　　新千年后，当代艺术家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屡创新高：2006年苏富比春拍，张晓刚的《同志120号》以97.92万美元成交；同年北京保利秋拍，刘小东的油画《三峡新移民》以2200万元价格被俏江南创始人张兰收藏；2013年，曾梵志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在香港苏富比以1.8亿港元成交，刷新当代中国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

　　吕澎认为，资本的确能够帮助艺术取得“合法性”。“过去，你不喜欢一件艺术品可以把它处理掉，甚至批判它。现在一个艺术品你再反对，别人用一千万甚至一个亿购买，其实这就是争取合法性的路径之一，但它只是之一，不是全部。”

　　资本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是让艺术家脱离限制，在新的空间发展自己，并非简单的买卖问题。吕澎说，“市场标准不能简单理解为金钱标准，很多人拿钱购买作品，是因为他确认艺术家的价值观，至于有人拿它去赚钱，这件事很正常，市场经济就是这样。但是对于一个好的收藏家、艺术家来说，这些都不会受影响。当然，一个质量很差的人，钱多就是帮助他做坏事，就看在谁的身上发挥作用。”

　　虽然艺术作品获得的市场成就几乎不纳入本次展览考量，但它是艺术史无可厚非的一个组成部分，至少它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是某一件艺术品能够卖出这么多钱。在“艺术史：40×40”阵容中，那些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当代艺术明星，几乎都赫然在列。

　　“这十年很平庸”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渐渐进入人生的后一个阶段，到了可以总结的时候，新的一代已经起来了。”吕澎认为，“艺术史：40×40”一面是回顾，一面是反思。“四十年的时间，大家共同努力实现了一个点的转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彻底回不去了，需要思考中国的今天需要什么样的艺术。”

　　这次展出的几乎都是艺术家最新创作，除了朱新建的作品较早一些，他已于2014年去世。展览试图将艺术家的过往与今天加以对比和呈现，不难发现，几乎所有人在创作思维上出现了明显差异，进而引发观众思考，什么因素对他们的工作思维产生影响。

　　在梳理了三个十年的艺术发展后，吕澎说，他可能不会再写第四个十年了：“兴趣不大，这十年很平庸。”在他看来，目前当代艺术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尚未开始。”

　　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就逐步表现出心力衰竭：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市场导向的艺术家，作品无人问津；民营美术馆开始将运营压力纳入转型思考。虽然艺术市场的发展以及制度化的呼吁，让人仿佛觉得中国已经完全进入全球化的游戏之中。在当下的艺术世界里，能够进入国际展览体系或成为市场的宠儿成为更重要的事情，艺术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渐渐被人遗忘。

　　吕澎概括，第四个十年，关键词是“暴露问题”，新一代艺术家身上的普遍问题是缺乏思想：“花里胡哨，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但是这些作品缺乏力量，缺乏力量的原因就是缺乏思想，只有才气，只有一般意义上的新鲜，不带劲。”

　　吕澎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最大原因是“教育”：“上一辈的优势在于思想，他们知道什么是历史，知道过去的问题，他们有新旧比较，经验给了他们很多的知识。但是现在的年轻艺术家没有经验，只有书本，可书本只有一部分，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的人而言，历史和思想都非常重要，没有这些东西的准备，能够做出好的作品，反而是荒唐。”

　　《中国当代艺术简史：1978-2018》的作者之一李国华总结，青年艺术群体似乎并没有能够从老一代手中拿过接力棒。虽然今天的当代艺术圈看上去欣欣向荣，但它面对的道路还是艰难重重：“人们面对的将是一片更为白茫茫的世界，尽管人们总是期待着艺术出现奇迹。”

　　从承载艺术的文化场馆角度出发，吕美仪对未来比较乐观：“这一次参展最年轻的艺术家是李松松，艺术史的梳理并不完全是老一辈艺术家，很多85后的艺术家作品也很棒，十年之后，或许会有新媒体艺术家进入这个序列。”

　　

（责任编辑：李佳佳 HN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