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走到我们中间，为了能在它发生之前就先行改变我们。”
当诗人莱纳·里尔克写下这句诗后的将近一个世纪，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响人类的生活，未来的走向取决于人类选择的路线。
11月4日，欧洲最大科技峰会——全球网络峰会（Web Summit）在葡萄牙里斯本召开，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科技活动之一，此次峰会有来自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万余名参与者。
2天后，峰会的CEO兼创始人帕迪·考斯格雷夫（Paddy Cosgrave）在里斯本大西洋馆体育馆一间房间里，接受了包括经济观察报记者在内的采访。全球网络峰会旗下拥有三大科技峰会品牌：其中包括每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举办的Web Summit，在香港举办的RISE科技峰会，以及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Collision科技峰会。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第十年，2018年，葡萄牙政府出资1.1亿欧元，获得“全球网络峰会”接下来十年的主办权。
“政策和技术”这是帕迪感受到的此次峰会相比过去的最大不同。“隐私保护”和“有责任地发展AI”在峰会上被多次提及。帕迪看来，中国的企业在峰会上的角色变得愈发重要，““2014年，一加手机来参加我们的展会，有一个很小的展台，这是第一个来自中国的初创企业亮相。”但现在，“包括华为、联想等许多中国知名企业以及独角兽企业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也有很多中国投资者来到这里寻找全球的项目合作机遇。”而中国在移动支付、人脸识别、即时通讯等方面已经远超过西方，这也成为了众多国外科技型创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挑战。他看好中国商飞，认为未来商飞将会取得巨大成功，与波音、空客竞争。
帕迪用“政策主导的结果”形容美国硅谷在创新上的成功，因为“硅谷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政府引导和投资的结果。”而也正是因为政府顶住压力和风险不遗余力地支持高校和私人企业的研究，使得这些技术成果得以被逐渐商业化。而在他看来，这也是中国可以学习的创新模式。
【以下为对话】
新科技浪潮需要新规则
经济观察网：峰会举办至今第十年，今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在哪些地方？
帕迪·考斯格雷夫：政策和技术。科技比之前更加深入影响人们的生活，伴随着每一次新科技的浪潮，我们需要新的规则，新规则并不是一开始就全部明晰可见的，有的时候需要时间让这些规定逐渐明确。例如汽车的发明，当汽车被最早发明出来的时候，是没有安全带，没有驾照，警察不知道怎么办。随着时间推移，我们逐渐思考如何让驾驶变得安全。
经济观察网：美国的风险投资被视为其80年代成功的关键，硅谷也因此成为创新圣地，欧洲在这方面有什么不同？
帕迪·考斯格雷夫：硅谷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硅谷过去的五十年，是一个政府引导投资的结果，政府将投资注入大学，私人企业，鼓励研发。没有政府冒着极大风险，将风险投资注入许多前沿研究，将不会有那么多创新的突破和技术商业化。因此，今天我们手机上的许多核心技术组合都是过去十多年美国政府投资的结果。例如DARPA（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和ARPANET（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
英特尔自己就是一个政府巨额投资的结果。我用GPS订餐，而GPS是美国政府19世纪中期建立和投资的项目，最终它被商业化。
风险投资是全球性的，例如诞生在日本的软银，在全球都有投资。但相比之下，欧洲的风险投资规模比美国小得多，更加保守，偏重低风险。当然，这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同，只能说欧洲的风险投资相对不成熟，和中国一样，而毕竟硅谷的风险投资存在了几十年。不过逐渐地有一些不错的风险投资机构成长迅速，并且做了许多重大项目的投资，例如GGV，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纪源资本，真格基金、经纬中国、红杉基金等。他们有一些项目是失败的，但有一些取得很大成功，这也是风险投资的本质。
中国企业竞争力
经济观察网：你常与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交流，如今越来越多国外中小科技型企业因为看重中国庞大的市场，希望落地中国，他们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都有哪些？
帕迪·考斯格雷夫：创新速度。中国很多应用方面创新发展远超西方，移动支付，面部识别，即时通讯等，这是这些国外科技型初创企业进入中国的最大挑战。
经济观察网：中国的企业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下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帕迪·考斯格雷夫：世界上现在有两大主要飞机制造商——波音和空客。我认为中国商飞将会成为第三大主要的飞机制造商。中国自己造飞机，这非常重要。你只需要思考，美国在什么方面最赚钱，中国在哪些方面花的钱最多。可以看出，美国最赚钱的是A&D（空中防御）。如果中国自己能够造飞机，将能够节省更多钱在其它领域。我认为中国有机会造出比波音和空客更好更便宜的飞机，而这也将使得波音和空客感到竞争压力，更好提升自己，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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