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初，有关机构评选发布了2017年度十大“科学”流言榜，引发了多方关注和评论。纵观这些入选的流言，我们不难发现，它们不是缺乏科学依据，就是对科研成果的过度解读和断章取义。相关研究显示，科学新闻是完成学校教育之后的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重要渠道。尤其是在新媒体形式不断多样，以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的形势下，科学新闻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后真相成为2016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根据其官方定义，“后真相”是指相比于客观事实，情绪和个人信仰更能够影响舆论。就此而论，我们更需要科学、理性、客观、真实的科学新闻。

　　在科学建制化以及科学家职业化之后，科学记者成为了科学传播的桥梁，他们衔接起了科学与公众，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了科学故事和科学报道，这既有利于传播科研人员的科研成果，也有利于为公众提供各取所需的科学信息，从而在科学、公众和媒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铁三角”。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在科学家和媒体记者之间仍然存在着隔阂，就像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所言的那样，科技与人文正被割裂为两种文化，科技和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分化为两个言语不通、社会关怀和价值判断迥异的群体，这必然会妨碍社会和个人的进步和发展。我们于2016年开展的问卷调查显示，受访的大多数科研人员都认为科学记者通常用耸人听闻的手法撰写新闻，同时科学记者常忽略科学上的重要信息，并且记者常无法正确地将科学用语转换成一般用语。与此结果形成对比的是，绝大多数受访科研人员都不太了解大众媒体的工作机制。

　　但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科学家与媒体记者之间存在误解的原因也是双方共同导致的，这既有科研人员不太擅长与媒体打交道的关系，也有媒体记者对科学不了解，在某种程度上科学素养不足的因素。从科学新闻生产的传统模式来说，一般的逻辑脉络是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科学记者挖掘科研成果之中及其背后的科学故事——包括科研过程、科研人物、科学精神等等，并且将这些素材转换成科学叙事，公众通过阅听科学故事进而了解科学，并能够通过一定的反馈回路影响新闻生产和科学研究。“依照传统，公共宣传是随着而非先于期刊出版；自从20世纪30年代记者和期刊编辑之间达成非正式协议后，这个管理得到了强化。作者同意在同行评议提供“论文可靠性的权威标志”之前不对研究成果进行宣传；作为提前获得期刊内容的交换条件，记者们同意在某期刊物出版之前设定一个临时的禁令。”这就是所谓的“限时禁发”制度。然而，当前的碎片式信息消费模式已经让科学新闻生产跳脱出这种模式，很多脱离了科学信源的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当然对科研成果进行片面和断章取义式解读的新闻也很普遍，让科研人员很头疼，也让公众不断面对希望后再次失望的窘态。

　　科研人员应该是科学新闻和科学报道的“信源”，也应该在科学新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科研成果的发表应该是传播的起点，而非终点。以科研成果为纽带的科学新闻报道最终会有利于公众对科学的认知和理解，并且以恰当的形式反哺科学研究。也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加需要重视科研成果与科学报道之间的衔接，把优秀科研成果与高质量的科学报道统一起来，这既有利于防止各种谣言的产生，也有利于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并最终借给公众一双慧眼，让他们“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