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人善心大迸发
“汶川地震那年刚上小学六年级，妈妈让我捐5元，我把一整个星期的生活费25元全捐了。”
“地震时，正在开会，听到消息，当天单位就组织了捐款，我从工资里拿出了400元。”
“灾后的几天里，我们全村的人都一遍遍看着电视里播放的关于汶川地震的消息，边哭边看，哭完，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小娃娃，都跑去捐款……”
当5月12日这个日子临近，人们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开始追忆十年前的“5·12”，灾难和善举都深深刻在他们的回忆里。（《法治周末：从公益元年出发，地震慈善这十年》）
2008年，如今被普遍视为“中国公益元年”或“中国慈善元年”。很多人会有这个疑问，难道2008年之前就不存在公益慈善吗？有是有，但不管是反映在数字上，还是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比较薄弱。以2007年为例，美国慈善捐赠总额为3064亿美元，中国则为223.16亿元（折合约为30.53亿美元），美国捐赠总额是中国的100倍，而人均捐款金额则是中国的436倍。而绝大多数人对慈善救助的认识，停留在“希望工程”四个字上，然而这个官办慈善项目经历诸多风波之后，未能成为一个好的范例。
正是在这个时候，汶川地震严重的灾情引爆全民捐助热潮，超过1200亿元的慈善捐款被迅速集结，超过500万人的志愿大军被紧急动员、奔赴灾区，中国民间慈善的强大行动力令世界动容。这次突发大灾难唤醒了全民的慈善责任意识，对数以亿万计的公民与企业、社会团体完成了一次卓有成效的公益启蒙，自此之后，“公益”和“慈善”成为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此后的舟曲泥石流、玉树地震、雅安地震中，这种慈善公益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就是为什么说2008年会被视为“中国慈善元年”。
2008年以后，中国慈善事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量方面的大爆发。据去年底中国慈善联合会公布的《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全年接收款物捐赠共计1392.94亿元，相当于每个国人捐赠100元左右。这个总额比2007年提高了6、7倍之多。而随着互联网慈善捐赠平台的兴起，参与慈善捐赠的人群数量也在大大增加。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慈善》报告显示，从2014年到2015年，互联网捐赠人数从500万增长到2380万。报告特别举了当年腾讯99公益日为例，在仅仅三天的活动中，共有677万人参与捐赠，筹集善款超过6亿元。互联网慈善体系还带动了志愿者数量的增加，截至2015年2月，志愿者注册人数超过1亿人，即在中国每13个人中就有一个志愿者。
这10年，企业家和明星的慈善捐赠行为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福布斯发布的2017年中国慈善榜中，上榜的100位企业家或企业现金捐赠总额达到了103.8亿元。过去几年，中国企业家的代表，马云和马化腾甚至都拿出过捐赠超过百亿人民币的超大手笔。而以黄晓明为代表的一些明星，也已经把慈善行为当做一种习惯，他们的表率作用带动了很多人，也受到了整个社会的称赞和好评。
民间慈善力量崛起，在透明度、可感知度等方面，人们对慈善有了更高的要求量的爆发，同时意味着民间慈善力量的崛起。人们不再谋求由政府来主导慈善公益事业，也不再是对被摊派下来的募捐任务听之任之的被动公民，对于善款和慈善事业，人们有了更多方面的诉求。
首要的诉求，是希望慈善事业变得更加透明。遗憾的是，汶川地震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善款和物资的流向问题未能得到最理想的呈现。更不得不提的，是“郭美美事件”，这起由炫富引起的偶发事件，最终都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但却让红会在数年的时间中深陷舆论漩涡，人们对其信任度降至谷底，红会来自民间的捐赠额也大幅度降低。以至于汶川地震期间因主张“员工捐款不要超过10元”而背上骂名的王石，都调侃说“后来郭美美帮我名誉平反了”。
“郭美美”事件表明，在人们慈善热情和捐赠额大爆发的这些年，人们对善款使用的透明度要求只会越来越严格，乃至于像壹基金、免费午餐等民间机构和慈善项目都被严厉审视。在善款问题上弄虚作假，是践踏人们献出的爱心，是绝对不能够容忍的。
民间慈善兴起的另一因素，在于人们想更好地感知到自己对慈善事业作了哪些具体的贡献，这种想法符合人性——慈善不应该是抽象的，人们只有明确的看到自己的爱心和力量用在什么地方，帮助了具体的哪个人，这种爱心才能得到更好的发育和成长。所以，慈善项目需要包装，需要有好的设计，需要发起者和被救助者更好的说出为什么需要帮助，需要怎样的帮助，帮助能起到怎样的效果。如今很多互联网平台慈善救助项目，就是这么做的。比如去年曾刷爆朋友圈的“小朋友画廊”，通过精心的包装设计，人们意识到有盲人孩子这么一个群体的存在，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爱心。这一个很好的挖掘人们爱心增量的做法。
说白了，慈善是个精耕细作的活，大锅饭式的官办慈善，已经脱离时代了。因此，市场需要在慈善事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这也意味着，人们意识到公益事业决不能停留在数字上。举一个典型例子，针对大凉山扶贫，国家在2010年—2013年间，仅在10个扶贫项目中就投入了83.65亿人民币。凉山州的教育投入也连年递增，2011年至2013年，分别达到49.5213亿元、66.0375亿元、70.8406亿元。凉山州政府2012年的报告显示，当地在2007-2012年这5年来，累积投入276.5亿元改善民生。
然而，依然时不时传来“凉山的孩子去深圳当童工”、“凉山的孩子失学去打拳”、“凉山的孩子写下‘饭做好，去叫妈妈，妈妈已经死了’的‘最悲伤作文’”这样的新闻。人们因此而明白，“那些在大凉山服务的众多慈善组织、公益基金会、高校支教团、及政府扶贫办发布的各种扶贫数据看上去很美，但没有任何价值。在他们扶贫多年的地方，如今依然极端贫困。显然，在任何地方的贫困问题不是靠发布数据来解决的。”（周健《公益：发现人的困境，找寻并肯定人的价值》）对于公益慈善事业，人们的认识已经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多维度。
所以，这些年能够欣喜地看到，一些关于慈善的正确观念在不断流行开来，比如“逼捐”现象已经大为减少，对富豪捐赠和明星捐赠“别有用心”的非议之声也渐不可闻，人们也能够理解各种企业、组织、名人利用慈善进行PR宣传，是很正当的行为。
在更好地挖掘善心和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之间，需要取得平衡当然，中国慈善公益在进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是需要去直面的。
比如，随着慈善公益这块蛋糕越做越大，把慈善当做生意做、试图趁机发财的，大有人在。正如马云说的那样，“做公益，只要听说你有钱，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来找你要钱的，而骗子也都过来了。”“我现在看到的大部分人... ... 其实他想赚的是钱，但他说得却像公益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公益项目成了噱头。比如去年底一个叫“同一天生日”的公益营销活动，两天筹款255万，结果有网友发现，网上露脸筹款的366个孩子，要么一个孩子有几个生日，要么一个孩子有几个名字，甚至还有孩子的生日是并不存在的2009年2月29日。这样错漏百出的活动，说不是为了赚钱你都不信。再说一个例子，“罗尔事件”，也是用失实的描述消费了人们的善心。
由此还会牵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假如“同一天生日”、“给罗尔捐赠”这些活动不是为了赚钱，也没有任何失实描述，像“小朋友画廊”项目那样，是不是就没有任何问题呢？正如前面说到的，慈善应该是具象而不是抽象的，因为抽象的慈善难以激发人们的善心。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人们的善心再怎么激发，也是有限度的，“包装得好的项目”是否会过度吸引人的注意，以至于对那些缺乏或难以包装、但实质上更需要救助的对象存在不公呢？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曾举过这么个例子：如果一个六岁的棕发小女孩需要几千美元来做手术，这样她就能活到圣诞节，人们寄去救她的钱能塞满整个邮局。但是，如果取消征收一项销售税，马萨诸塞州的医疗设备就会老旧损耗，导致本可避免死亡的人因为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而增加，却没有人为此流下同情的眼泪或是捐款。
按照谢林的界定，医院代表的是“统计学上的生命”（statistical life），而女孩代表的则是“可识别的生命”（ identified life）。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往往容易被“可识别的生命”感动，几乎不会让任何可识别的生命因为没钱而消失。但是，每天有成千上万“不可识别的生命”因为缺少蚊帐、缺少看护、缺少疫苗或者干净的饮用水而死亡，却被视而不见。（周健《公益，不仅是为别人，也是为自己》）
这种“看故事救人”，是人类的认知缺陷，也是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到今天，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在更好地挖掘善心和更好地帮助有需要的人之间，如何进行平衡，需要慈善事业的参与者，发挥智慧去解决。
在慈善救助方面，汶川毫无疑问是一座“精神富矿”，善心抚慰了灾民，也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国民品格和形象。中国人的慈善公益之路，理当越走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