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3月31日电（记者周琳）3月31日，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国证监会日前就《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对外公开征求意见。

　　邓舸表示，公募基金的流动性风险是指基金管理人未能及时变现基金资产以应对投资者赎回申请的风险，本质上是基金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与投资者赎回需求的匹配与平衡问题。其中，开放式基金由于需要每日接受投资者申购赎回，流动性风险是其固有风险之一。做好流动性风险管控是我国公募基金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确保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的基本要求。

　　邓舸介绍，历经近20年的探索，借鉴成熟市场经验，我国公募基金行业已经初步建成以法规底线约束为主、以货币市场基金为防控重点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基本满足了行业初期风险控制的要求。但近年来，基金行业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流动性风险管控压力日益加大。

　　邓舸强调，此次起草的《管理规定》拟以证监会公告形式发布。作为《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与《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的配套规范性文件，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根据最新市场情况与行业发展现状，对现有监管规则进行全面“查缺补漏”，以问题为导向，结合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以来历次行业风险事件的经验教训，围绕基金投资运作与申赎管理，进一步完善开放式基金流动性风险管控指标体系，同时兼顾偏股类和固定收益类基金的潜在风险。二是要求基金管理人针对建立完善流动性风险管控机制，督促基金管理人强化自我风险管控，建立以压力测试为核心的流动性风险监测与预警制度，强化机构主题的风险管控约束机制。《管理规定》共分为10章38条，涉及基金管理人内控管理及开放式基金产品设立、投资运作、申购赎回、估值与披露等具体业务环节的规范。

　　业内人士表示，从世界各国金融改革发展实践看，资管业务可能是系统性风险最先发生的一环，因此有“资管业务脆弱性”的说法，意指在市场突变情况下，资管产品的流动性风险、投资风险等相对于保险产品、银行存款等更容易迅速暴露风险。这是近年来各个国家等都在努力改善资管产品脆弱性的重要诱因，也是我国以公募基金为代表的资管行业亟待进一步提升流动性风险抵御能力、减少脆弱性的出发点。

　　从另一个角度看，目前我国公募基金也的确存在一定问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会场洪磊认为，目前公募基金出现结构性失衡，遭遇发展困境。一是投资工具属性弱化，资本市场买方功能受到削弱。2012年以来，银、证、保等各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但是，运作最为规范、真正做到“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公募基金规模仅有9.16万亿元，占比不足10%。以精选标的为目标的股票型基金份额规模自2013年以来持续下降，与2012年末相比减少52.6%（2015年提高股票型基金持仓下限也是重要因素）。

　　二是资金流入流出波动大，缺少长期投资生态链条。从资金来源看，公募基金以散户化投资为主，真正的长期机构资金占比很小，养老金、保险资金等有长期配置需求的资金主要通过专户管理，对公募基金无法起到支持作用。产业链发育不足，过多依赖外部销售渠道，代销关系削弱了公募基金募集职责，销售利益最大化加剧频繁申赎，公募基金认申赎总量与资产余额之比达到320%，其中，货币型基金认申赎总量与资产余额之比高达550%；从持有期限看，多数基金投资者并没有把基金作为长期配置工具，平均持有期短，少于一年的占44%，少于三年的占67%。

　　三是公司治理偏离信托要求，投资人利益无法在治理层面得到充分保证。与上市公司类似，公募基金同样面临国有股话语权独大，股权治理僵化，董事会功能受限、受托责任履行不充分等问题，股东利益尤其是大股东利益主导管理人行为和管理绩效评价。从基金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导致公募基金过于追求短期规模和业绩增长，投资人利益无法在治理层面得到充分保证；从基金公司与员工的关系看，公司治理困境导致对人才专业价值重视不足，缺少长效激励约束机制，核心人才队伍不稳定，多年来人才流失严重，2015年基金经理离职率达24.4%，创历史新高（2016年有所降低，为12.5%）。

　　四是投资运作短期化，缺少长期核心价值。当前，短期功利主义是制约公募基金行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结构化产品、定增基金、定制基金等短期资金驱动型产品层出不穷，短期化行为突出。公募基金如果不能投资于未来，那么自身也就没有未来。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即ESG原则是公募基金投资于未来的重要标准，全球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建立并遵循比较规范的ESG投资基准，有力推动了公募基金的发展，我国还停留在少数探索性实践阶段，缺少系统的、与我国资本市场和经济转型需求相匹配的ESG投资与评价体系。

　　五是大资管法律基础不统一，冲击信托文化根基。从整个资产管理行业看，各类资产管理业务的上位法既有《基金法》，也有《商业银行法》、《信托法》、《保险法》，导致在监管层面，既有信托关系主导的突出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的监管规则，也有民商关系主导的遵从平等合同主体地位的监管规则，受托财产法律属性不清晰，相关主体受托责任不明确，出现大量信贷业务与投资业务混同、违背委托人根本利益的现象，“刚性兑付”、“资金池”、“通道”、高杠杆结构化产品等违背资产管理本质的业务屡禁不止，助长了投机文化，冲击大众理财本质和信托文化根基。分业式监管叠加以机构为主的监管，导致大资管行业监管标准各异，监管标准与业务性质发生错配，风险无法得到充分披露和有效监管，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十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