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崔宇报道 中国足协即将迎来新一轮人事调整，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张剑及专职执委林晓华，都已返回体育总局任职，职位的变动，意味着他们在中国足协使命的结束，而他们在亚足联以及国际足联的职务，也将发生变动，从目前来看，杜兆才在当选国际足联理事后，承担着为中国足球发声的外交使命。

今年4月6日，在吉隆坡第29届亚足联大会上，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以35票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任期到2023年。

成为国际足联理事，也就自动进入亚足联执委会，意味着未来4年，中国足球在亚足联以及国际足联，“朝中有人”，而且，理事的地位，在副主席（杜兆才当选理事后，主动放弃了副主席的竞选）之上。

杜兆才曾表示，中国是个大国，应当行使大国责任、展示大国形象，以更重要的角色主动参与亚洲和国际足球事务，为亚洲和世界足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在国际足球事务当中有我们的声音，更好地推动中国足球和亚洲足球的发展，所以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杜兆才说，“我们也能够更加直接地参与亚足联和国际足联事务决策，这将对中国足球发展有着更直接的帮助。”

由于此前腐败滋生，国际足联在因凡蒂诺上任后，进行了全面改革，理事权力不像原先执委那样大，失去了最重要的世界杯投票权（由国际足联全体代表大会投票表决），但依旧是国际足坛最高的权力机构与决策机构，其他世界级赛事，如女足世界杯、世青赛等申办，还是由理事投票产生。

中国尚未主办过世青赛，未来如果申办，拥有“话语权”，而如果申办世界杯，在“对外交流”上，理事也更便利，一句话，杜兆才的当选，保障了中国足球的“话语权”。

应该说，在当选理事前后，杜兆才和国际足联、亚足联的一些官员，包括因凡蒂诺、萨尔曼等，都进行过深度交流，而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杜兆才认为，国际足联理事这一职务，为中国与亚洲和世界足球的连接搭建了一个平台，“我想通过这个平台，把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验对接到中国，结合中国的国情，走一条既符合国际足球发展规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杜兆才当选理事，意味着张剑在国际足联使命的结束，2017年5月8日，在亚足联第27届全体大会上，张剑当选国际足联理事，任期为2017-2019年，同时，他还是亚足联发展委员会主席、国际足联发展委员会委员，而这，都将随着他的离开而让位。而林晓华，目前是亚足联竞赛委员会副主席。

应该说，张剑和林晓华的离开，对中国足球外交还是有一定损失的，但不是很大，毕竟，现在的亚足联各常设委员会，已成摆设。

2002年前，亚足联是秘书长（维拉潘）掌权，而裁判委员会和竞赛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由副主席兼任，该副主席，也就是绝对的实权派，但哈曼2002年上台后，强化了主席权威，各委员会的实际权力，很大一部分被收回，很多规则的制定和施行，都是有他控制的秘书处完成的，虽然张吉龙在代理主席期间，想要削弱秘书处的职能，将其定义为“搭建亚足联46个会员协会的沟通桥梁”，但萨尔曼上任后，继续给予秘书处实权。

哈曼时期，张吉龙担任亚足联第一副主席，曾兼任裁委会主席，但他并不主管裁判，真正控制裁判的，是秘书处的裁判部；林晓华目前是竞赛委员会的副主席，主席是国际足联理事、亚足联副主席，卡塔尔的穆赫纳迪，但一些具体的事务，如一些亚足联的赛事方案，都是秘书处的竞赛部先行提出，然后提交竞赛委员会讨论通过，再由秘书处具体执行，通知各会员协会。

林晓华在竞赛委员会任职期间，做得最好的一次，是在2011年底的亚足联年终会议上，当时，关于2012年亚冠名额斗争激烈，特设委员会联合会议做出了削减中超名额的方案，但在递交竞赛委员会讨论时，当时只是委员的林晓华（2015年8月当选竞赛委员会副主席）联合日韩委员，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讨论与争夺，推翻了这一方案，使得中超保留4个名额，但此后的执委会会议再次推翻了竞赛委员会方案，也就是说，竞赛委员会只是“流程”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开始，也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裁判委员会和竞赛委员会如此，张剑担任主席的发展委员会，更没什么“话语权”了。而且，按照常规，大选过后，各常设委员会的主席、副主席以及委员，都要进行重新调整，中国足协的一些官员，有机会进入亚足联工作，成为杜兆才的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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