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是天价里皮 一边是足协“落地”

　　尽管有恒大的荣耀、中超天价赛事版权、中国土豪在欧洲足坛买买买，但国足的惨败，让最近几年涌起的足球投资潮变得有些尴尬。

　　陈汉辞

　　3年至少5000万欧元？

　　近日，当花费7600亿元治理的北京雾霾依旧挥之不去时，中国足球又给人们一个讶异：名气最大、夺冠最多的意大利名帅、2006年世界杯冠军教头马塞洛·里皮有望成为中国男足国家队下一任主帅。当然他的薪水也是中国队历任“洋教头”中最高的——据外媒报道，里皮团队的年薪高达近2000万欧元(约合1.47亿元人民币)，如果属实，在中国执教的三年，其收入要近6000万欧元！

　　虽然其中的四分之三由恒大俱乐部以“恒大足校顾问”的名义支付，但对于第9位外教的到来，球迷却异乎寻常地抱以“薪水越高、足球越烂”的评价。

　　尤其是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国足客场0-2不敌乌兹别克斯坦，小组垫底，基本宣告冲击2018俄罗斯世界杯已经失败，这让最近几年涌入的足球投资潮变得有些尴尬——尽管有恒大的荣耀、中超天价赛事版权、中国土豪不停在欧洲足坛买买买，但国足的惨败戳穿了泥塑外的金箔，人们更是直接对中国的足球管理模式，尤其是体制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随着2014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制定的《以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改革试点为突破口，深化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方案》等政策的推进，今年2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已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也已基本完成，中国足球曾经“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描述也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存在。

　　10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则明确，年内完成体育类社团与机关脱钩第一批试点，推进职业联赛改革，推动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

　　“中国体育包括足球要长远发展，势必打破官办，这已经是一种方向，从长期看，中国足球最终要良性发展必然是这样，但短期看，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动吧斯博体育文化(北京)有限公司CEO白强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足球改革进入“快车道”

　　对于足协，投资人是爱恨交织，所谓“爱”是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的最初时期，带有行政特征的足协是改革的启动者，带着光环与希望。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元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中国足球背水一战的选择，因为在当时中国体育体制转向“奥运战略”的背景下，足球的处境到了被抛弃的边缘。

　　“不变”意味着死路一条，“变”又意味着对市场的风险难以把控，在一个长期奉行专业体育的举国体制环境里，最初的足球改革采取了由非市场手段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路径，由带有行政属性的中国足协来担任市场化建设的启动者和孵化者。

　　正如人们在1994年开始走进超市的新鲜劲一样，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初始发展也很高亢，从1994年到2004年，投资一家足球俱乐部从1993年的100万元迅速被“炒到”2000万元甚至更高，俱乐部平均年广告收益从最初的几十万增加到3000万元上下。

　　在亢奋与喧嚣中，中国足球背后的“黄、赌、毒”等问题也浮出水面，“管办不分、政企不分，出现了假、赌、黑的丑恶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制和机制有关系”的观点屡屡被提出，但矛盾的爆发多限于俱乐部与中国足协官员之间的“口水与利益”的博弈战，直到2009年的“反赌风暴”，人们真正开始痛定思痛。

　　以2014年为开端，中国部分单项体育协会即将走出与行政机构、事业单位脱钩或半脱钩的改革一步，足球就是打头阵者。

　　去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明确提出：“按照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原则调整组建中国足球协会，改变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组织构架。”

　　2015年8月中旬，《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对外公布。今年2月，“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的“脱钩”也已基本完成。这也标志着中国足协的调整改革进入了“快车道”。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足球改革中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划时代举措，因为在欧美足球发达国家，也大都有着类似于‘中国足协’这样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机构，名称叫足协、足总或职业大联盟等。这些机构是纯粹的行业协会，没有半点儿‘官方性质’。”斯迈夫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总裁袁方表示。

　　比如英超联赛之下，有英足总管辖的7个级别赛事，再往下则有地方足协管理协调的17级业余和草根联赛作为支撑。草根球队从底层打拼向上，遇到不同级别赛事均有明确的准入规范和退出标准。足球管理机构一是执法监督，二是体系管理。意大利足协和职业联盟管理的联赛共有10级，其中作为金字塔基之一的第8级联赛囊括1668支球队，比赛组织与协调全仰赖地方足协管理。成绩出众的民间球队若能从底层注册打拼后升入第5级别联赛，地方足协便将其送至足协管理之下，让其有继续上升的空间。

　　“从3月《方案》印发后，去行政化已是大势所趋。而改革不是抽象行为，最终必须落实到人、财、物等具体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定位上。是需要配套政策进一步细化，并务实推动，否则就流于形式了。”白强说道。

　　各地水平参差不齐

　　“但改革肯定不能一刀切。”一中部地区足球协会负责人表示，毕竟涉及生存问题，如果生存都解决不了，又能做什么事？能做多大的事？“我所知道的一些足管中心是自收自支单位，场地、资产等什么都没有，(要)脱钩，是要有资源的。”

　　在这一点上，去年年底，国内第一家与体育局脱钩、从政府部门转变成民间社团的地方足协——广州市足球协会已有突破。

　　新的广州足协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内国际专业交流方面拥有完全自主权，同时，市足协的工作接受市体育局的指导和监督。

　　而备受内部人士关注的是广州足协如何实现公司经营“实体化”。

　　首先就是财务管理将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不再作为预算单位，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鉴于广州足协在青训梯队的培育方面还承担着政府相关职能，其相应的经费将按年度通过市体育局报市财政，通过政府定向购买服务方式支付。另一方面，广州市政府将成立广州足球发展基金会，吸纳社会资源。每年广州市体育彩票也将按照一定比例，划拨资金给基金会。该基金会将专项用于支持广州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和足球公益活动。

　　除此之外，广州足协在经济上将靠自己造血，成立非营利性质的“广州足球发展公司”，通过市场化运作支持广州的职业联赛、业余赛事、国际比赛的运营，开展与足球相关的经营活动，享有该类赛事和活动的知识产权、市场开发和推广权利。

　　“资源可以从政府、社会中来，可以成立足球事业基金会，用财政、体彩可以撬动社会资源，以此来搭建平台。有了产业之后，地方足协生存问题解决了，就能脱钩了，但还要看每个地方自身以及协会改革者的理念。”白强表示，“在我们具体的接触过程中是喜忧参半吧，当然还是有敢为之士的，比如成都，这与他们十多年搭建的好基础是分不开的。”

　　2012年，成都成为中国足球首批5个发展试点城市之一，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成都足协当时委托了咨询机构美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对成都的城市足球进行了综合评估。在安永的评估报告中，成都足球有优势也有劣势。

　　城市足球发展的好坏，它的体系是否完善，决定了整个中国足球水平的高低。成都市足协工作的出发点，就是构建城市足球完善的体系，城市足球完善的体系包括政策资金保证体系、组织体系、竞赛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评估评价体系。通过一年多的摸索，成都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城市足球发展体系。

　　白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道，“在整个城市足球的金字塔中，赛事是重要的发展依托。除了成都本地的比赛，更大范围、更高规格的各类专业、业余赛事也在酝酿、成长。这样，民营企业的机会与资本也就来了。”

　　在一些投资者看来，全国像成都、广州足协这样的体育类社团并不多。除了城市发展、配套措施跟不上外，有些地区的改革者还处于被动、等靠要的思维模式里。

　　“此前足球项目是垂直的行政体制管理，从国家、省级再到地市级；足协社团化后，一个省级足协如何调动该地资源？这不仅是足球、体育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团管理、民办组织的开放性问题，但改革是需要过程的，从长远看，我们很看好中国足球的合作，也相信3年后，改变的不仅仅是6000万欧元洋教练带的国足，还有整个足球环境。”体育产业投资人吴志坚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