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完善文化经济政策，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剧产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位，但是产业体系尚待健全，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顽疾饱受关注和诟病，却无法根本解决，就是因为缺乏机制上的联动效应。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支持电视剧繁荣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该通知有的放矢地针对收视率造假、明星过高片酬等问题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受到业内广泛关注，但同时，不少从业者也对实施细则非常期待，大家一致的观点是如果能把细则制定精准了，同时要求司法介入，形成治理的闭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通知中提出，“行业组织出台电视剧成本配置比例指导意见，引导制作企业合理安排电视剧投入成本结构，优化片酬分配机制。规范购播和宣传行为，维护行业健康发展，严禁播出机构以明星为唯一议价标准。综艺节目、网络剧参照电视剧的规定执行。”明星高片酬，可以说是行业顽疾，虹吸了制作环节中的绝大部分资源，而且，明星的影响力还决定了销售环节成败。在中国视协研究部主任赵彤看来，这个通知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还应该有具体措施，“通知的大原则是对的，电视台只根据某个演员来议价，那把内容置于何处？明星是以特定对象为传播目标的，但是电视剧应该是面向大众的产品，否则路只会越走越窄。市场上不反对‘专卖店’，但是更应该追求多样性，形式多样‘超市型’的市场。只开‘专卖店’，是盲目追求短期效益的表现。一个产品的定价应该是根据各种环境因素来定的，只用一个元素来定价也是一种垄断，并且是绝对的垄断，这不符合开放的市场追求，不管是从价值、市场还是内容生产来定价，单靠某个元素定价并不合理。横向对比国外电视剧市场，光靠明星也是撑不起来的，还是得靠内容。”

　　国家倡导需要企业的支持和响应。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也不会仅根据明星来给电视剧定价，美剧也是以内容为主导，加上适类的明星匹配，而不是本末倒置。

　　通知还提出“规范收视调查活动，确保收视率的调查机构具备合法调查资格，坚决依法严厉打击收视率造假行为，切实维护行业秩序。规范收视数据应用行为，不得将收视率作为购片价格唯一依据，不得以收视率作为评价电视剧优劣和对员工进行奖惩的唯一标准。推动建立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中国特色收视调查体系，引导调查机构完善传统抽样调查、大样本收视调查、跨屏收视等收视调查方法和模式”。

　　在赵彤看来，正是因为收视率造假，所以才产生了唯收视率的评价体系。“收视率造假是电视台跟电视剧生产方共谋的结果，收视率不真实，进一步推动了造假。这份通知是希望没有炒作，让收视率回归其本来的意义。现在要摒弃收视率造假和对赌收视率这种恶疾，同时提醒电视台你是一个价值观传播的平台，应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忘记自己的公共服务平台属性，成为纯商人。你自己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用一个虚假的数据胁迫诱惑观众收看。”

　　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近年来，一些网剧一味追求大IP，架空历史，玄幻修仙、打怪盗墓等题材流行一时，有的还大打“擦边球”。针对这些现象，通知还提出“按照媒体融合的总体思路，对电视剧、网络剧实行同一标准进行管理。对重点网络剧创作规划实行备案管理，加强节目上线前在思想性艺术性上的内容把关，进一步强化播出平台网站的主体责任。”赵彤认为，从价值观的层面上看，一个国家不能有两套审查标准，对电视剧和网络剧的审查也应该一致，价值观一致。“如果山西和河北的铁轨宽窄不一样，火车怎么开？”

　　此外，针对明星片酬过高的问题，不少电视从业者还主张司法、税务部门介入，形成良好的纳税机制，并以此补贴电视剧创作的其他环节。对收视率造假的问题，除了技术手段，还应该以法律的手段来严惩震慑。归根到底，大家都认为，《通知》切实落地，才是电视剧行风变好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