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公布4年之后，中期目标“基本达标”：得益于校园足球的衬托，无论以何种形式进行推动，结果是国内接触足球的青少年数量猛增，而男足连续两届亚洲杯赛进入前8，成绩也确实“及格”，至于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这一点中超联赛甚至接近“满分”。

　　一周前亚足联官网刚刚更新会员协会联赛排名数据，中超联赛总分100分超过卡塔尔联赛（98.275分）排名亚洲第一，韩国K联赛分数90.197分排在第三，伊朗联赛89.622分排名第四，日本J联赛85.843分排名第五——其余各成员联赛分数都在70分以下，显然没有实力和潜力与中超展开竞争。

　　中国足协的眼下任务：一是巩固来之不易的“中期目标”成果；二是尽快完成“远期目标”：申办世界杯赛，男足打进世界杯，进入奥运会。

　　杜兆才当选国际足联理事，对于中国申办世界杯赛无疑是“利好”消息，但申办世界杯，显然比“打进世界杯”难度更大。

　　去年俄罗斯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宣布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三国将联合承办2026年世界杯赛，“三国联办”开了世界杯赛先河，这也符合“扩军”实际需求（2026年世界杯决赛圈将有48支球队参赛），留给中国足协提出可行性申办申请的，只有2030年世界杯和2034年世界杯。

　　2030年世界杯申办竞争对手实力极强：南美4国阿根廷、智利、巴拉圭和乌拉圭已经组成联合申办团，而英格兰则希望联合英伦三岛国家共同申办（据英国媒体消息，申办计划将于今年公布），此外，北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也有参与申办世界杯竞争的打算。

　　至于申办2034年世界杯，也需要中国足协提前做好铺垫，而申办2023年亚洲杯赛（本届亚洲杯赛申办国家为中国和韩国），正是未来申办世界杯赛的重要跳板：国际足联和亚足联需要中国这样有足够能力的大国，推动和发展足球这项运动——尤其足球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下降的隐患，已经有所显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体育活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传统的足球强国，同样面临着“让孩子重新回到球场”的严峻问题：天文、地理、历史、音乐、美术、数学、文学对孩子的吸引力与日俱增，这些高质量的“基础学科”让家庭和孩子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新兴的“电竞运动”更是将大批可以在绿茵场上奔跑的孩子锁定在手机和电脑面前，如果国际足联对此无动于衷，世界杯核心竞争力的“贬值”危机近在眼前。

　　“人口老龄化”社会问题是个不争事实，但基于人口优势，我国15岁至24岁青少年人口仍有两亿之多，虽然“15岁”刚刚脱离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但运动习惯的养成，更多在于15岁至24岁（高中阶段至大学阶段）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因此“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的巨大空间，让中国足球从来不缺少“培养出足球人才”的可能性，只是在起步阶段和初级阶段，决策者和球迷在努力付出的同时，还需要更多耐心。

　　靠谁也不如靠自己

　　因此“打进世界杯”和“举办世界杯”相比，似乎是更容易做到的事情——想打世界杯，外界铺路必不可少，但最终还要国足自己争气。

　　问题就此回到国足身上。

　　“中国杯”两连败之后，“士气”是国足回归正轨的第一要素——今年打完亚洲杯赛的1985年出生的“黄金一代”胜在经验，但体能和锐气均大幅下降，不再适合面对节奏越发加快、赛程更加残酷的世界杯预选赛，1995年出生的球员刘奕鸣、邓涵文、高准翼、姚均晟、刘洋、刘军帅将要担起重任，而即将随荷兰人希丁克征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预选赛1997年出生的球员郭全博、张玉宁、杨立瑜、高天意、林良铭，也会是未来国家队出征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的重要补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