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资源 “脱钩”变成“挂钩”

一个时代的更迭，总要依托事件标志划分界限。从“举国”到“职业化”，到“市场化”，到“联盟化”，再回归“举国”，中国足球在1994年到2019年25年间经历多个阶段，尽管“好心最后办成坏事”的例子时有发生，但以行政手段调配、集中资源为国家队服务的保障思路始终不曾中断，这不由得令球迷感慨：当初说好的深化改革“管办分离”，怎么足管中心摘牌“脱钩”3年，“钩”得反而更紧了？

2014年，国家体育总局明确了将足球作为体育综合体制改革“项目社会化、协会实体化”试点，并逐渐加大改革力度。2016年春节过后，“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撤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足球领域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重大胜利，“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正式脱钩”的文本，也让一直诟病中国足协官僚做派的球迷认为中国足球终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现在时间尚短还无法确认最终效果，但“脱钩”前后足球项目诸多请示、批示程序未有变动，包括多项联赛政策的推行，亦包括国足主帅的确认。

“管办分离”是在韦迪出任足管中心主任的3年内形成框架的。韦迪任期之内，“卡马乔”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名字，而最终韦迪离开足管中心的时间早于预期，与卡马乔这位天价洋帅毫无作为不无关系。

2011年8月成为国足主帅的卡马乔，是国字号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经由出资方确认选定的主帅——在名义上拥有“选帅建议权和监督权”的资方万达集团给出3个条件：世界名帅，在五大联赛执教，60岁以下。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签约时的喜气洋洋与志得意满，和两年后双方解约时的不依不饶与无可奈何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证明，卡马乔是国足历任主帅中成绩最糟糕的一位主帅，无论出资方还是中国足协乃至中国足球，都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

卡马乔上任的背景，是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世界杯西班牙队接连捧杯，跑位巧妙、传球精准的技术流球队征服了数以千万计的球迷，“西班牙足球”成为先进足球的代名词，这也是在国足选帅竞争中卡马乔战胜克林斯曼的最重要原因。

不过在足球世界，“风格标签”并不能完全涵盖球队的技战术能力：精准的短传渗透是技术，精准的长传冲吊同样需要扎扎实实的技术支持，就算鼎盛时期的巴塞罗那俱乐部和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不乏后卫超过50米的长传与前锋直接串联的佳作，“快打旋风”式的反击，更是需要至少3个位置的球员技术和球商同时在线。

所以卡马乔到来之际，专业人士不想或者不愿意说出来的重要真相是，中国球员的技术能力以及对足球的认知，无论如何都与“西班牙式足球”的要求相距甚远，“拉郎配”式的“有钱任性”自然很难收获好的结果。

韦迪的无奈在于，他看中的另一位德国教练托普·穆勒无法进入最后的“决赛”——和主管领导与出资方的意愿相比，韦迪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

这是“行政干预”的一个反面案例，即便4年之后“行政干预”带来了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里皮也让国足在一定时间段之内拿出超过球迷预期的良好成绩，但无论结果好坏，国足“选帅”的程序与决定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里皮的“成功”，使得“行政干预”顺理成章加大了力度。

韦迪转岗后曾经承认自己管理足球事务时“改革措施过于激进”，反思来自他对体制改革(管办分离)的筹划与推进。但令人惊讶的是，韦迪离开足协6年之后的2019年，球迷再度审视“管办分离”时发现，这样的体制改革仍然显得“激进”。

比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章节明确指出，“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人，是代表我国参加国际足球组织的唯一合法机构，主要负责团结联系全国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行业标准，发展完善职业联赛体系，建设管理国家足球队”“中国足球协会与体育总局脱钩，在内部机构设置、工作计划制定、财务和薪酬管理、人事管理、国际专业交流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加强行业自律，着力解决足球领域存在的问题；增强服务意识，克服行政化倾向。中国足球协会按照社团法人机制运行，实行财务公开，接受审计和监督”。以此作为对照不难发现，今日现行之足球管理体系，尚不能完全满足总体方案所提要求。

(责编：左覃韧（实习）、陈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