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报记者 唐舸 报道 制图 邬思蓓

　　在不久前结束的东亚杯上，国足以平日韩胜澳大利亚的不败战绩夺得亚军，给刚刚经历了又一次重创的中国足球挽回了些许颜面。然而，对于屡战屡败，已经败到山穷水尽，毫无底线的中国足球而言，在一次不痛不痒的邀请赛上回勇却无法掩盖江河日下的现实窘境。

　　从冲出亚洲的长年期许，到从亚洲一流滑向二流甚至三流；从职业化开端时的瞬间繁华，到职业化二十年来的乱象丛生，黑幕不断，现在的中国足球不仅形如枯槁，甚至已经魂魄尽失。追根述源，从体制不清的顶层建筑，到日渐荒漠化的基础建设，中国足球早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刻。

　　·青训之殇·

　　这个夏天，已经退役的贝克汉姆以中超联赛和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形象大使的身份访华，一时间引发了中国球迷狂热追逐，甚至在同济大学之行中还造成了踩踏事件。然而在这种万人空巷的表面繁华背后，却是中国足球后备力量惨淡经营，难以为继的凄凉未来谁来代表国足出战？

　　现状：后备力量接近枯竭

　　在贝克汉姆造访上海申鑫基地时，时任申鑫主帅的朱炯就曾表示，希望小贝给中国足球带来不仅仅是一时的热闹，而是以他的偶像魅力吸引更多青少年投身到这项运动中。而对于中国足球而言，残酷的现实却是，整个中国目前参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已经越来越少。

　　根据中国足协统计的数据，1990年至1995年，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点，为65万人。其后5年，这个数字略有减少，但也维持在61万人上下。 2000年至2005年，61万变成18万，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已锐减到5万多人。而到2011年，在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只有7000人……

　　不妨再来做一个横向对比，目前在中国足协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不足7000人，分别只有日本（60万人）和西班牙（65万人）青少年球员人数的1.4%和1%；注册职业球员为8000人，甚至只是越南（5万人）的16%；持证教练总人数约1.05万人，为日本6.3万人的16%。足球人口特别是青少年人才的极度匮乏，严重影响着中国足球的发展。据悉，2011年中超联赛综合实力世界排名为第66位，甚至不及泰国和新加坡联赛。

　　注册的青少年球员数急剧减少，直接结果就是各级国字号的选才危机。 2005年世青赛，克劳琛带领中国国青队小组赛三战全胜，在八分之一决赛中2比3惜败德国，当时克劳琛选才范围是1500人左右。仅仅三年之后，当中国足协组建1992年龄段U16国少队、准备亚少赛时，身为主帅的张宁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尴尬：全国1992年年龄段的球员在中国足协注册的总人数只有109人，随后在亚少赛上小组赛就被淘汰的结局也就不足为奇。到了2009年，当张宁再次组建1994年龄段的国少队时，人选人数勉强增加到了170人，但这很大功劳在于从2009年济南全运会开始增设男足乙组比赛在“全运战略”的刺激下，各省市相继开始重视这个年龄段球员的培养，这才使得注册人数有所增加。

　　所以当我们感叹，为何13亿人口大国却选不出11个人踢球时，真正的现实却是：青训系统的每况愈下已让中国足球的后备力量逐渐“荒漠化”试图在一堆沙子上修建起金字塔，这是永远无法搭成的空中楼阁。

　　困境：青少年体系几近崩溃

　　中国足球青少年培养的持续下滑已是不争事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随着职业化的开展，以政府体育部门主导的少体校五级培养体系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后，新的培养模式却迟迟未能成型，这就造成了足球青训陷入 “无规可循，无人可管，无钱可花”的尴尬境地。

　　在1994年中国足球进入职业化后，各家职业俱乐部本应成为职业足球青训的主体，但长年以来，大多数俱乐部则只注重一线球队的成绩，忽视后备梯队投入。目前国内的各个中超和中甲俱乐部中，拥有四级或五级完善梯队建设的屈指可数。而为了达到足协梯队建设的硬性指标，不少俱乐部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以临时收编甚至“租借”的方式来凑数，如此乱象如何形成人才培养体系。

　　除了各家职业俱乐部的各级梯队建设之外，足球学校也一度成为了青少年后备力量的重要的来源。但曾在足球职业化改革初期一度红火的足球学校，近年已逐渐归于沉寂。

　　作为中国青少年足球学校的代表，成立于1999年的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曾经培养出了韩鹏、周海滨、王永珀、矫喆和苑维玮等多名不同时代的国脚，2009年，鲁能足校成为了国内首家被中国足协命名的 “中国足球协会青少年培训基地”足球学校。即便如此，在招生过程中，校长董健也深深感受到近几年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少，招生选苗越来越困难。从最初鼎盛时的700多名学生，到现在只有不到300名学生，生源急剧下滑，成为学校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

　　董健认为，导致踢球的孩子数量减少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校园足球的普及不够，青少年足球人口数量与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不适应；二是家长培养孩子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愿意把孩子送来踢足球的家长越来越少了。“职业联赛的负面影响，使许多家长由最初职业联赛开始时的狂热，转而产生对孩子从事足球运动的前途担忧，减少了对足球的热情，不希望孩子从事足球运动，从而导致可供选择的后备人才越来越少”。

　　寻路：校园足球或能破解危局

　　在传统培养体制已解体，而职业俱乐部、地方足协、足球学校等又无法有效承担足球青训的重任时，从2009年6月启动的校园足球工程，被不少人视为破解中国足球青训危机的新希望。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足球著名的大连棒棰岛会议上，在足协通过的第一个《中国足球事业十年发展规划 （1993-2002年）》中就明确写道：“到2002年时有足球代表队的中小学分别达到35%－40%和20%－25%”。这也是中国足球实施校园足球工程的开端，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这项计划也只能长期停留在纸面上。

　　2010年，在中国足协在《青少年足球“十二五”发展规划草案》中再次明确提出：在未来五年中要大力发展校园足球，从而夯实青少年足球人口的金字塔基，在整体上提高后备人才的素质。2011年，足协更是提出了要在2014年时，让中国校园足球注册人数超越日本的目标。

　　不过，直到2012年年底，随着由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和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座谈会在盐城举行，以“体教结合”为思路的校园足球模式才真正迎来发展契机由于缺乏职能部门协作，没有行政政策的指导和约束，以往单靠体育职能部门推动“校园足球”根本无法顺利进行。

　　2012年10月，首届“奥体杯”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杯赛在北京奥体中心举行，全国24支球队的近300名小球员参加了这场比赛。在这届比赛中，来自乌鲁木齐第5小学的球队不仅夺得冠军，而且已在今年的第二届比赛中成功卫冕，也正是这支小学球队在上个月刚刚结束的潍坊国际足球邀请赛上为中国足球扬眉吐气了一回：他们7∶0横扫韩国釜山U13足球队，以七战全胜，进43球，仅失3球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

　　借鉴：他山之石就在身边

　　乌鲁木齐第5小学的惊艳表现或许很快就会被遗忘，但对于校园足球能否成为中国足球复兴之计的思考和践行却不应停息。日前，《北京青年报》一篇关于日韩和泰国足球青训的报道也给中国足球打开了另一条思路借北京杯国际中学生足球赛的在京举行的机会，深入了解日本、韩国和泰国三国的青训体系，颇有些意外的发现：在这三个国家的足球青训体系中，校园足球已成核心力量。

　　据日本鹿岛学园队领队广濑龙提供数据显示，目前日本国家队中，来自高中体育联盟培养的球员有12人，专业俱乐部体系只有8人；U23国家队中，高体联输送了14人，专业体系只有4人；U20国家队中，高体联输送9人，专业体系输送17人；U17国家队高体联输送2人，专业体系输送19人。

　　从这份数据可以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自校园足球体系的人才，早期文化课教育对球员素质养成起到关键作用，所以他们往往比那些从小便从事足球专业训练的孩子具备更大的潜力和后劲。一旦这些孩子成年进入职业足球体系，在训练时间和训练质量得到充分保障后，往往会比那些从小只学足球的孩子进步得更快。

　　也许正是因为看到了校园足球人才的潜力，日本国内现在更多的孩子愿意让自己早期足球学习从校园开始，而不是职业俱乐部。在另外一份数据中，目前高体联的注册球员人数有14万多人，而专业俱乐部体系只有2000多人。

　　同样的现象在韩国和泰国的青训体系中也得到验证，三个国家已逐渐将校园足球作为自己足球青训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专业培训体系，也就是U系列国字号，正逐渐被弱化。这和恰好和我们长期忽视校园足球，重视专业队伍正好相反。

　　从少体校的举国体制，到俱乐部的各自为营，从足球学校的沉浮兴衰，再到校园足球的方兴未艾，中国足球的青训体系在新旧体制更替中走过弯路，甚至误入歧途，如今校园足球工程的切实推进正是回归本源。如果真如足协所言，在2014年时，让中国校园足球注册人数超越日本，那中国足球复兴之路或许能找到希望的土壤。

　　·体制之痛·

　　在中国竞技体育中，足球是最早投身职业化大潮的项目，也是最先让球员“富”起来的项目，但可悲的是，职业化已20年，中国足球市场却一退再退，现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假球、黑哨、赌球等诸多黑幕导致了中国足球水平不仅没有进步，而且在大踏步倒退，其中顶层建筑的混乱也正是一切乱象的根源。

　　追本溯源，中国足协作为一身兼有中国足球事业的规划者、管理者、仲裁者乃至经营者等多重身份，从足球市场化开始，就因制度性缺陷而职能含混，使其效率低下、自顾不暇。原本仅应作为会员与政府中间环节的足球协会，以其无所不包的权力和混乱的管理，培育出了中国足球这个职业化的怪胎。

　　一套人马 两块牌子

　　按国际足联章程规定，中国足协应是个民间团体组织，也是中国足球运动唯一合法的管理机构；而足管中心则是在国家体育总局机构设置中的项目中心。 “半官半民”的性质注定中国足协是一个矛盾体：它是民间机构，却行使着部分政府权力；它是独立的行业管理机构，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下设的“办公室”；对外形象是中国足协，对内运作机制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

　　长期以来，在处理中国足球和职业联赛的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时，中国足协似乎也更习惯于“行政命令”，而不是“协商”的方式行事。中国足协掌门人和其他副主席的历次变更，实际上都是总局“空降”到足协的官员，即由体育总局决定谁担任足协掌门人，而不是由足球圈内推选公认能驾驭中国足球全局的专业和管理人才。

　　正是因为这种双重身份和上下级的从属关系，使中国足协在经营和管理足球时，首先想到的是对主管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俱乐部、球员、中国足球市场负责；只为自己的政绩、升迁考虑，而并非为中国足球的未来着想。

　　“外行”主政 乱象丛生

　　当卡马乔很可能将带着7560万人民币的高薪赔款飘然离去时，中国足球不仅又蹉跎了三年的时光，而且还付出了高昂的经济代价，而白花花的银子转眼成空却只是因为足协当年签了一份对洋帅毫无约束力的合同。

　　而事实上，因为足协的不专业，不懂行而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早已经不是第一次。 2001年年底，足协决定2002年甲A暂停升降级；2004年年底决定2005年中超暂停升降级。据公开数据统计，这两次暂停升降级给职业联赛带来的损失近数亿：2001年年底宣布暂停升降级之后，甲A冠名赞助商百事可乐在2002年年底宣布退出甲A，原本2003年赞助甲A的1400万美元没了着落，后来仓促拉来西门子，赞助款项只有500万美金，损失90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7500万。

　　2004年，中国足协仓促找来爱福克斯，冠名中超每年600万欧元，但是最终只有60万欧元到账；2005年，没有任何商业赞助的中超联赛“裸奔”了一个赛季，净损失1亿人民币；2006年、2007年、2008年共三年的时间，只有金威啤酒赞助冠名1个亿，三年净损失共2亿人民币。期间，因层出不穷的俱乐部罢赛、退赛等，俱乐部和联赛冠名等商业损失更是难以计算。

　　早就有足球业内人士认为：“因为缺乏专业化、市场化的先进观念，缺少与时俱进的管理手段，缺失各方面的商业化、市场化和职业化管理运营人才，中国足球就像是很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国企一样，入不敷出。 ”而由于中国足协掌控着人与资源的投向，轻易取得了中国足球联赛收入最大的受益权与分配权，使中国足球市场的配制与分配不能公平合理。

　　管办分离 势在必行

　　中国足坛多年积弊成灾，无疑是一个既存的体系与制度的问题。中国足协手握不断强化的各种大权，从赞助商的选定、赛制的改变、裁判员的委任、国家队的组成到球员改年龄，他们都有一言九鼎的发言权。

　　市场化运作为中国足坛搭起巨大的资金运作平台，而中国足坛市场化改革却走入怪圈。担负监督与管理职能的中国足协，由于没有有效监督与管理，使中国足协及其腐败官员的既得利益最大化，两届足协掌门人锒铛入狱是最好证明。

　　职业化20年，中国足球裹足不前，甚至大踏步后退的现实证明，既往的足球发展模式，只有人事变动，没有体制改革，根本走不通，足球产业、足球运动得到大发展，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是必然趋势。

　　·风格之惑·

　　中国足球究竟是什么风格？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专业足球从业者，还是资深足球媒体人和球迷至今都无法说清。中国人究竟应该踢什么样的足球？该表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在三十年来的反复争论中，中国足球在追求自己风格的道路上无数次柳暗花明，却又无数次山穷水尽，到头来只剩下自嘲的结论：没有风格就是我们的风格，没有特点就是我们的特点。

　　三十年的迷失

　　1982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当时拥有容志行、古广明、沈祥福的中国队曾以技术足球称雄亚洲足坛，却最终在附加赛败给了以身体见长、风格粗犷的新西兰，错失进军世界杯资格。这次失利也引发了中国足球的风格之争。

　　我们曾期待“洋务运动”能让中国足球找到自己的风格，洋帅理所应当成为传经布道的最佳选择。于是，德国人施拉普纳来了，英国人霍顿来了，荷兰人阿里·汉来了，前南教练米卢、杜伊和福拉多来了，西班牙人卡马乔也来了，世界足坛强国的主帅接踵而至。但中国足球每一次效仿都浅尝即止，随着洋帅的离去而皮毛尽褪。所谓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也最终变成了一次次“一位洋和尚一本经”的循环闹剧。

　　没有风格的足球没有灵魂，也不可能有战斗力。三十年来，世界足坛的传统强度我们几乎学了个遍，到头来不仅一无所成，甚至彻底忘记了自己来自哪里，该去何方。

　　风格塑造贵在坚持

　　在世界足坛大融合的背景下，风格也并非一成不变。崇尚进攻的巴西队也可以依靠严密的整体防守赢得1994年世界杯；以防守著称的意大利也可以用华丽的进攻登上2006年世界杯之巅；向来全攻全守的荷兰队亦可凭借防守反击“守”进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

　　但风格变化的前提建立在足够强大的实力上，而实力的来源也正是特点和风格塑造的结果。就像中国传统武侠文化中，武功的最高境界是无招胜有招，但在参悟到无招的最高境界前，却离不开对招式和套路的精熟和领悟。

　　对于目前依然羸弱不济，无风格无特点的中国足球而言，要想达到巴西、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豪强的境界显然并不现实，但切合实际的借鉴其实就在身边：作为中国的近邻，日韩足球已逐渐向欧美强队靠拢，他们之所以取得长足进步正在于对自我风格的长期坚持。

　　韩国基于快速拼抢的凶悍风格和日本强调传控的技术风格，都来自于对自身能力条件的精准判断，相对稳定封闭的联赛环境让球员风格更便于统一。他们的成功完全符合足球快速成功学的两大法则：一、延着一条正确的道路走下去；二、在此之前，记得先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

　　作为曾被中国足球长期压制的对手，日本足球的成功无疑更具借鉴意义。在1988年汉城奥运预选赛上，中国队在东京国立竞技场2比0力克日本队，首次夺得奥运会入场券。那时日本足球把中国足球当“老大哥”，虚心向中国足球学习，盛情邀请中国足球人到日本踢球或执教。而现在情况完全逆转，日本自1998年法国世界杯之后，已经连续4次入围决赛圈，明年的巴西将是第五次；而中国队依旧是“亚洲宅男”。

　　日本足球的成功除了多年坚持不懈的基本建设之外，其长年对风格的塑造和坚持也正是其最终称霸亚洲，抗衡欧美的重要原因。自从当年决定师从巴西足球之后，日本足球就一直在这条路矢志不渝，期间并没有因为巴西足球在世界大赛上的沉浮而有过改变。

　　而在师承巴西足球技术风格的同时，日本足球也将其严谨、服从和勤奋的民族性格融入其中，所以现在的日本足球不仅在技术上秉承了巴西风格，在攻防战术的整体性和严密程度甚至已经超过了老师，这也正是日本球员虽然先天身体条件不足，但却可以称霸亚洲，抗衡欧美的原因所在。

　　中国足球究竟应该追寻什么风格？这或许应该由足球的专业从业者经过思考和实践来摸索出一条未来之路，但更关键的是，风格的确立需要长年的坚持和不懈的追求，这才是中国足球多年来在风格之路上迷失不前的症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