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们回到学校去
□ 刘晓新
在完成《中国足球人口调查》这个艰难的专题的同时，我们的综合部正在开展另一项调查，或者说是针对大学篮球市场的一个取样研究。让我们感叹的并不是到底有多少学生
根本上，大超的组织者是教育部，而CUBA是中国篮协搞的，算是在同一个平台上的两项平行赛制。但两者却共同证明了一个事实，作为得到越来越多人认可的健康而时尚的运动，教育部在不遗余力地营造篮球氛围，职业联赛的管理机构中国篮协同样在开发潜在的人群。能因此而培养出多少职业尖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篮协希望藉此无限延伸本项目的社会外延。很显然，最早实现职业化并得到广泛关注的足球，已经在悄然间被挤到了校园的边缘地带。
校园所关乎的绝不是门票购买者的人数。连续六期的专题调查后，无论是青训工作的具体执行者，还是各级足球管理机构，都不约而同地重新把目光聚焦到校园当中来，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确凿的事实，长期远离教育系统、自成一体，已经使中国足球遭到了人口锐减的痛苦反噬。
2001年国家部委机关调整时期，曾有动议将体委归入文化部，后体委以直属国务院“主管体育事务”的职能为由，保留了独立编制，并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据传，当时也有体委领导建议，一旦归并，最好归入教育部。望文生义，体“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更加不可回避的是，长达9年或11年的义务教育几乎涵盖了中国最大多数的成长人群。不仅足球，几乎所有体育项目都必须依附在这个体系之内完成自己的人口积累。
我们很难判断，当初大面积的足球学校断然以一种自立门户的姿态，彻底切断了与义务教育体系的关系，究竟是因为足球独领风骚后的自主意识，还是管理者自认为找到了独辟蹊径的“催肥”妙方？实际上，我们的调查一开始就挖掘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1992年，当时主管文体的中央领导一句参考性的建议，被足球管理者错误地理解为唯一的精神路线，并在全国迅速催生出一大批脱离基层、脱离校园的足球“人民公社”。整整13年，在这个比职业联赛更长的时间段里，中国足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一方面，虽然足球学校同样奉行“体教合一”的方式，但与“以教为主，以体为辅”的学校体育制度相比，足球学校恰恰反其道行之，“以体为主，以教为辅”，甚至在相当一部分足校内，文化教育淡化为可有可无的形式。抛开文化素质的高低不论，这种早期职业集中培训的方式，使大多数兴趣爱好者必须在义务教育的早期便被迫作出选择，在选择面前，大量的人口流失便不可避免。正在试图亡羊补牢的中国足协表现出了一定的观念改变，如果把早期培训还原到义务教育体系当中，然后以高密度的高中联赛和大学联赛来提供职业选择机会，恐怕会打消更多青少年及家长投鼠忌器的顾虑。
另一方面，自立山头极大地抬高了整个足球青训系统的成本支付。按照最起码的核算方式，培养一名球员比培养一名大学生至少多出10万元成本。本来，依附在义务教育系统内的专项培训费用，仅仅作为附加成本而存在，但是，足球学校却无谓地集中了全部成本，甚至出现了1+1＞2的高成本累加。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化妆品生产厂家生产一个新品牌，成本要远远小于创建一个新的单一品牌的化妆品公司。其后果是抬高了进入门槛，羊毛出在羊身上，足球日益成为一个考验家庭生活水平和办校者生存能力的高成本行业，再一次削弱了本行业未来人群的基数。13年来，当初仓促上马的近500所足球学校，仅剩不到十分之一在苟延残喘，一味把原因归结为足球形象的“脏、乱、差”，未免过于苍白空洞。
需要强调的是，回归不是复制。当年的纯业余体校，已经被事实证明是缺乏基础，简单的对升学率的追求便扼断了它脆弱的生命线。重新回到一种“联合生产线”上去，倒是需要足协放下自己的“老大”架子，向篮协学学抢占校园的经验。在我们对教育部及足协的访问当中，毕竟看到了，大家还有坐下来一起谈谈的心情。
与足协合作
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
《足球》：请问教育部在跟中国足协方面有没有什么合作？是怎样的合作。
张磊：合作意愿是双方都有的，足协负责帮助教育部辅导教练员，办理教练员证书，为大学生中学生比赛提供裁判，大学生足球协会正在申请成为中国足球协会的会员，我们的申请材料都交上去了，正在等审批手续，估计没有什么问题。
就目前来说，教育部门还没有跟职业足球俱乐部进行具体层面的合作吗？
有是有，不过暂时只有上海申花和东华大学一例。上海申花队把自己的一个梯队整队都放到了东华大学，让梯队的球员跟东华大学的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在大学里训练，参加大学系统的比赛以及职业联赛系统青年梯队的比赛。
这样的合作模式算不算是“体教结合”呢？这样的发展模式是否能够成为今后提高体育人口素质的主流模式呢？
恐怕很难，这要看双方意愿问题。一是大学方面，职业球队的梯队的球员，成长的经历跟普通高校的体育特长生是不同的，由于从小接受的教育和管理方式不同也就造成了他们跟一般大学生运动员的思维模式和人生观世界观都不同。一旦这批队员到了大学校园里，会产生怎样的矛盾和问题很难预料，不是说职业梯队的球员不好，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足协前些年在秦皇岛会办一些青少年的足球比赛，我们参加了一两次后就不再去了，因为有些来自足校或者职业俱乐部梯队的队员不尊重裁判，甚至教练都管不了，比赛中老是有冲突发生。
所以，让这些队员进入大学学习，结果不可预测；其次就是俱乐部方面，就算我们愿意要，俱乐部也许不愿意放，因为大学不可能免费给职业梯队球员提供食宿教育，职业俱乐部是不是愿意出这笔费用还是个问题，因为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基地和食宿，肯定都愿意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现有的资源，而不愿意额外再出钱给球员去学习，国外也没有这样的模式。
如您之前所说，教育系统也会举办自己的大学生联赛和中学生联赛，既然不参加职业系统举办的适龄球员的比赛，那么会不会请一些职业队的适龄球员来参加呢？
暂时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请那些职业梯队的球员来打我们教育系统的比赛，相反，如果有个别职业梯队或者足校体校的学生混到我们队伍里，我还要把他们“请”出去呢。以前办中学生联赛的时候，有些省队为了要成绩，就把薄弱的位置上安排了专业足球队的队员。一个个辨认是不可能的了，于是我就采取一种方式：考试。别说，这招儿还真灵，真有不少交白卷的。我这么做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保护那些又好好学习，又用心踢球学生的积极性。
你别看小的时候，一些职业队的球员踢得确实不错，因为他们身体好，吃得比普通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好，加上确实技战术懂得多一些，可是稍微长大一点儿后，我们的孩子因为从小积累的文化知识更多，对于足球战术的理解和教练战术意图的贯彻肯定要比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球员要强。这个问题也体现了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少年队和青年队总是横扫世界，到了成年队就蔫下来了。人家青少年的时候都不进行我们这么多正规化专业化的训练，当然踢不过中国年轻球员；等到人家把基础打牢了，进入成年队学习技战术后，我们却已经定型了没有太大的施展变化空间了，也就很容易让人家给打败了。
但一直都在学校学习能保证学生的足球能力吗?
目前在培养足球专业人才方面，国内似乎都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从小放弃学业，从小就接受最专业的足球训练就一定能够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来，这样的做法并不正确，而且违背了一个人的成长规律。文化课的学习说白了，是为了丰富孩子的思维，更多的开动他们的大脑，让他们学会思考，学会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问题。学习对于更好地从事体育运动是一种有益的促进，而不是拖累。拿美国、韩国和日本的运动员来举例，他们的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基本上都是大学生，美国的NBA联盟，选秀的主要途径还是来自NCAA，这保证了大部分都是大学生，还有极个别的球员是来自于高中的天才球员；韩国和日本，大学生足球联赛其实就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甲A足球联赛，水平非常高，职业队会从大学队中选拔他们需要的职业球员。
虽然我们不能跟美国篮球职业联盟相比，也组织不起来像韩国和日本那么有规模和水准的大学生足球联赛，但是我们起码已经意识到了那是提高全民体育素质，为国家培养高素质运动员的一个方面。运动的发展是需要循序渐进，一环套一环的，这是一个整体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我们是不是能够走韩日那种发展模式？把大学生足球队办成具有半职业水平的队伍？可能性有多大？实际困难有哪些？
从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来说，实现像美国以及韩日那样的模式还很困难。首先，想要有好的大学生联赛，就必须要有充足的能够为大学生输送后备力量的中小学生联赛，中小学生联赛涉及到比赛经费问题，即便经费解决了，发展成规模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此外，职业俱乐部挑选球员的市场并不是从教育系统的学校来着手，通常都是从一些省市体校、自己的足校和梯队来挑选，暂时没有广泛认同由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足球人才。虽然我们也有球员被职业俱乐部相中，但都是很少一部分俱乐部的个体行为，还没有形成一套模式和体系。作为我们，应该做好的就是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建立起好的平台，提高比赛的水平和运动员的质量，那样才能吸引别人来关注。
事实上中国职业球员的形象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是比较差的，那么通过多培养大学生球员是不是能够改变这个现状？
这个嘛，有这样的作用，但是需要时间。目前的大部分中国职业球员都是在接受“三集中”的教育模式当中长大的，他们的行为方式都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来的，因此也不能一味去批评他们，也该给他们适度的理解。
在提高中小学运动水平上，教育部门有哪些具体的目标和计划？面临哪些实际的困难？
除了举办大学生足球联赛外，我们还开展了中学生足球联赛，比赛的规则和方式跟大学生足球联赛接近，先分省市选拔，然后分赛区，最后再进行总决赛。中学足球联赛包括了初中和高中一起组队打的比赛，今后我们打算跟中学生体育联合会把初中年龄组和高中年龄组的比赛分开进行，分为初中组全国联赛和高中组全国联赛。至于小学生足球，重要的是普及，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更多的有体育传统特色的示范校，类似于人大附中、清华附中这样的体育传统学校。
在考察了欧洲和亚洲一些具有优秀培养机制的国家后，我国也应该摸索出一套同世界先进培养机制接轨，同时又适合我国国情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培养体系。我们计划借鉴英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建立的业余俱乐部、社区足球的方法，加强基础足球教育的建设。由于全国的小学数量众多，每个学校的足球教学师资力量不同，逐个学校加强足球教育比较困难，不如划分成每个地区，比如让一些距离比较近的学校，喜欢踢球的学生能够集中起来接受足球启蒙教育，然后由社会力量、政府资助、学生家长出资等多方面来完成足球启蒙阶段的教育。
除此之外，还要给更多的中小学生提供同足球专业人士接触的机会，这点就需要足协方面给予协助，这对增进中小学生的兴趣和信心有帮助，目前很少有普通学生跟职业球员接触的机会，这都是我们以后工作要加强的地方。普及中小学足球基础教学工作，需要社会的广泛协助，特别是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力度都不够，我们需要媒体给予更多的报道，正面宣传，让更多的家长理解这些赛事的目的和意义，才能更放心让孩子投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南山模式
记者白国华报道 深圳南山区教育局的刘局长仍然记得当他们成立南山少年足球俱乐部之后为教练而头疼的事情——南山区那么多小学，真的要把这个俱乐部铺到每一个学校，那得需要多少教练？总不能还是让普通的体育老师去兼职来教小孩踢球，那这样和原来的体育课有什么分别呢？
教育局曾经和市足协商量，但足协也爱莫能助，最后，他们给了一个建议，让南山区教育局用广告的形式去公开招聘，这个招聘很热闹，刘局长回忆说：“基本上都是退役的专业运动员来应聘，虽然我是个球迷，但是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最初，他们选中了范育红，因为范育红效力深圳多年，而且口碑很好，责任心强——于是在少年俱乐部成立半年以后，终于有了自己的总经理，也就是说，接下来那些具体的事情，例如培训教练，培训裁判，组织比赛，都是范育红来负责了——范育红现在是教育局的编制，但挂靠在育才中学，也就是说，原来的退役队员范育红，现在已经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了。
很明显，在这个由学校发起的足球俱乐部里，学校占有绝对主导的力量。俱乐部的倡导者刘局长接受记者的采访时候说：“我是一个球迷，所以我经常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为什么足球水平一直那么差呢？现在我明白了，我们人多，可是踢球的人少，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球员的培养是完全和学校隔离的，这怎么可能成功呢？小平同志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们南山区的学校无论从师资还是从场地，搞这么一个俱乐部都没有问题，而且体育也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开始搞了这么一个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不过是个塔尖，支撑着这个塔尖的是整个南山区的小学生足球联赛，每个小学都参加，这个联赛之热闹，实际上有点出乎深圳市一些足协人士的估计之外，结果，他们发现裁判根本就不够用了，这还是其次，最关键的是教练问题，哪里有这么多教练！最后的解决方案是，请来了北京体育大学的教授麻雪田来讲课，然后组织教练参加了中国足协的C级教练员培训班，于是，南山区拥有C级教练证书的人高达四十多名，所以范育红很高兴地说：“如果以区为单位的话，那我们南山区肯定是全国拥有C级教练员证书最多的区。”可这些人就够用了吗？范育红摇摇头：“再多40个也不够用。”
实际上，南山现在的这种以学校为主导的模式，受到的阻力很小，因为学生的训练都在课余时间，学校要做的工作是劝服家长，让更多对足球有兴趣的孩子参加到足球训练中来。不过，家长一旦发现孩子成绩下降，就自然而然地把原因归咎到踢球上来，范育红说自己已经碰到好几次这样的情况，但是，现在这样情况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去年他抓的梯队里，有几名队员都升上了不错的初中，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而深圳市足协对于这个俱乐部也是大力支持，一位负责人说：“实际上，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想把青少年培养的工作放到学校里去，这样效果好，而且我们也省心啊！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组织比赛，联系场地，提供裁判，还有教练员的培训，这本来就是地方足协的份内之事，如果是足球学校，我们要忙的事情就多得多，起码现在我们不用去测他们的骨龄了吧？学校方面就搞定了啊！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参赛证啊，假户口啊，假年龄啊，我们都不用担心太多，这样对大家不都是很好吗？”
一言以而蔽之，南山模式的精髓在于，学校提供人，当地足协提供必要的培训，大家都办好自己应该办好的事情。
足校培养不符合教学规律
《足球》：首先，对于目前中国现存的青少年足球最普遍的培养方式足球学校，管理非常混乱的问题，教育部怎么看？足校是否在教育部的管辖之下？
张磊：足球学校不属于国家教育部统一管理的普通学校范畴，它其实属于民办教育的范畴，是整个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在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有关的民办教育工作。也就是说，教育部只负责全国民办教育工作的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宏观管理，具体审批考核管理工作都交给各地区的教育部门来做了。
另外，足校也属于职业技术教育范畴，职业技术教育的学历是由各地方教委颁发的高等专科学历证书。全国有几万个技术类职业专科学校，每个学校的学习内容都不同，国家教委不能够统一制定考试大纲和题目，既然没有统一考试，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就没有办法发统一的毕业证书了。
足校发放的毕业证书是否跟正规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一样被社会承认？
足校的毕业证书与正规学校相比？不能这么比较，并不是说不归教育部统一管理的学校就不是正规学校，不是这个概念，只要是被地方政府认可，有合法手续和合格的办学条件的民办学校即使不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也算正规学校范畴。足校的毕业证书，跟社会上的职业高中的毕业证书学历是一样的，职业高中分很多种，美容、美发、厨师、汽车维修等，种类非常多，这些学校的统一特点就是培养某一行业的专门型人才，足球学校也是培养足球运动方面的专业型人才。
在职业联赛开始初期，体校和足校的学生多火，各个俱乐部都争着抢着要，接着全国就掀起了办足校的热潮，可是随着职业联赛的发展，俱乐部纷纷开办自己的足校和梯队，一下子就挤垮了很多民办足校。体校学生拿的是中专文凭，可是俱乐部抢人那会儿，根本不管你是什么文凭；现在，就算你是大学文凭，俱乐部有他自己的用人标准和后备军，就不见得比没有文凭的梯队球员有优势了。
足校在成立的时候，教育部门是否会监控他的规模和资格呢？
申办足校的难度要比申办私立高中的难度小得多，申请私立高中太麻烦，他是受教育部统一管理的，因为他们要参加国家教委制定的统一会考。私立高中的基础教学设施有很严格的要求，比如学校规模不低于6个班270人、校园面积生均占地16平方米以上，生均教学用房5平方米以上、教师配备要按有关规定配齐各科教师，教师学历达标率80%以上，师生比符合国家要求、要有稳定的教育经费来源、要按二类配备配齐各科实验仪器，有师生运动活动场地……
民办职业技能学校，包括足校的要求就不这么具体和严格了，足校是不是配备了高水平的文化课老师、文化课所需要的实验和教学器材，都是他们自主的，不是硬性规定的。因此很难保证教学质量，相反，由国家统一管理的高中毕业生水平就要更规范和接近一些。
那他们的师资水平也很难保证了？
至于足校文化课老师的从业证或者说教师资格证，这个教育部也没有统一管理，因为每个专业技术类学校学习的课程内容都有不同，深浅难易程度也不同，也没有统一考试，没有统一授课内容，因此要聘请什么样什么水平的文化课老师没有办法统一规定，都由地方相关部门来管，教育部一一抓教学质量是抓不过来的。
国家规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很多足校招收的学生从七岁到十几岁不等，好多学生因此脱离了义务教育？
刚才也说过了，足校颁发的是中等专业技术类文凭，等于职业高中一样类型的文凭，高中不是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范畴，据我个人了解，一些足校是跟当地的小学中学联合办学的，足校的学生在国家承认的中学小学上文化课拿毕业证，或者招收一些已经过了9年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进校，不能轻易就界定足校破坏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每个学校情况都不同，因为不归我们教育部统一管理，所以不能随便评论足校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很多足校都乱收费，这个应该由谁来管？
这个确实应该由教育部门来主抓和管理，不过更多的是要依靠学校自身的自觉性。每个学校应该收多少钱，各地区的教育部门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都有规定的，要求每个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规定，但是教育部门是不要求学校上缴任何费用的，因此学校收学生多少钱都是学校自主决定，是不是超标，教育部门要是不派人下去查，或者没有人往上告，揭发，教育部门是很难知道的。
学校的足球重点班出过国脚张烁
既然足校的问题那么明显，那么教育部门是否在考虑怎么发展学校的体育啊？其实越来越多的足球人意识到，要想发展足球运动保证后备人才，还是要把足球放回学校。
国家教育部这些年一直在致力发展学生体育运动，不然也不会成立我们这个机构——教育部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处了。在成立学体协秘书处之前，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和中学生运动会都是由学生体育联合会办的，学体联只办一些综合性赛事，一些单项大型专业赛事则举办不了，毕竟学生体育联合会只是一个民间机构性组织，而体育联合会秘书处是国家一个事业机构，有比学生体育联合会有更充分组织活动和筹集资金的能力。
现在全国有很多体育类重点高中示范校，以培养突出优秀的体育人才见长，也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在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这类学校有人大附中、清华附中、重庆七中，南京四中、延边一中，都是省级重点中学，有专门的体育特长班，这样学校的体育特长班教学水平是很高的，学好的话完全有可能被职业队相中。有两个例子：一是王安治，他就是从人大附中毕业的，然后考上了人大，是人大95级的学生，现在学籍还在人大，只是校方为他办理了休学；张烁是人大附中的学生，是人大附中通过全国招生由天津考到北京的，参加了第一届华辰杯全国中学生足球比赛后，他让天津泰达梯队给相中了，然后就直接进入了职业队。可是在进职业队之前，他也是由教育系统的足球队培养出来的职业球员。除此之外，人大附中还有进入过国青队集训名单的孙磊、李爽，有中甲球队想要他们，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放弃现在的学业，喜欢一边学习一边踢球。
看来教育部也非常认同把足球放回学校的想法了？
是的，或许现在全国的重点体育示范类学校的数量还满足不了广大喜欢踢球的学生的要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样的学校可以培养出更多高水平的体育人才。踢球好的孩子很多，学习好的孩子很多，但是踢球好，还能在学习成绩达到重点学校特长班要求的孩子就要少一些了，而且要在踢球和学习的孩子当中成为最突出的几十个更不容易，经过这样严格筛选培养出来的孩子素质能不高吗？国家之所以设立这样重点体育高中，就是希望能够给予在体育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一个求学上进的机会，如果全都把这部分孩子推向职业队或者社会上各种职业学校，那样既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社会问题。教育部批准了这批学校从初中开始就能够招收培养体育特长生，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有规范的文化课教育，同时也有双向选择的机会，一旦不想选择体育事业为终身职业还能有学习考大学走向社会的机会。
这种方式有别于以往体校、足校的好处在哪里？你们做过调查研究吗？
我们支持这个观点更多的是从维护中国孩子正常生长受教育的权利的基础上出发的。正是因为社会上出现了很多专科学校，把孩子从很小就集中起来进行职业教育，让他们过早地接触与他们实际年龄不符的技术训练和课程，长期下去，可能会影响到一代孩子的前途和未来。鉴于之前说到的，这里存在着关于国家鼓励支持民办教育的原因，因此很难对这些专业类学校进行一一审查和治理，只能够用一种更为积极有效的方式让孩子和家长自己认识到什么才是最适合他们、最正确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
在成立学生体育联合会秘书处之初，我曾经陪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去欧洲、美国等体育运动发达、竞技水准较高的国家考察，在亚洲也走访了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考察的主要目的是看人家怎么搞学生体育运动的，考察后给我的感触很深。拿英国来说，我去了利物浦，看到了利物浦俱乐部的梯队培养模式，利物浦有个社会业余足球俱乐部，普通中小学的学生放学后就去那里接受利物浦梯队教练的训练，丝毫不影响他们正常的学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才把优秀的孩子吸收到职业青年队里。
没有像国内足校搞“三集中”模式的足校：集中训练，集中食宿，集中管理，欧洲很多国家在青少年阶段都是进行松散管理的。除此之外，在训练上跟我们也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青少年从很小就接受了技战术理论的教育，可是在英国，七岁的孩子只要踢好3对3对抗就行了；11岁的孩子打7对7；13岁以上的孩子才打11对11，不像我们的足球教育，很小就让孩子练力量，练体能，甚至超负荷训练。
国外的青少年体育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启发式教育，不能给孩子们从一开始就定型，因为每个孩子适合走什么样的成长道路，不是从七八岁开始对体育运动产生兴趣之后就能确定的，所以不能让他们从一开始就放弃学习，万一他们将来不能从事体育运动的话，那么孩子的前途不是就给白白断送了。不少孩子在对体育产生浓厚兴趣后，都有厌倦学习的想法产生，这个时候家长就要对孩子进行正确引导，同时帮助他们把握未来的方向，教育部在相关政策上给予了这样的一批孩子一些特殊照顾，如果体育才能确实突出的话，在文化课上可以享受适当的降低合格标准的政策，但是前提还是不能完全放弃学业，降低合格标准不是没有标准。
足协今年就去学校试点
记者赵震报道 冯剑明刚刚从南非回来，作为U19国青队的领队他刚刚率队捧回中国足球2006年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这样的好成绩对于冯剑明来说已经并不陌生，自从他当政青少部之后，国字号的青少年球队不断传来喜讯。但与国字号球队相比，更让冯剑明担心的还是青少年的普及。“中国青少年足球想要有一个好的发展，迟早要走与学校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冯剑明的心声。
当然大冯不是说说就够了的，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他正在酝酿一个学校足球的试点，如果不出意外，今年这个学校足球的试点就将正式启动。
“这个活动是由五家单位共同组织的，由中国足协和国家教委牵头，参与的还有北京教委、人大附中、北京三高俱乐部三家。前段时间我们5家已经碰过几次头了，整个试点计划也基本上通过了。”冯剑明介绍说。在这次试点之前，中国足协和国家教委曾经有过一次不算成功的接触，在那次接触的时候，关于其他各方面合作大家谈得都比较好，但一谈到钱上却卡住了。
所以这一次合作，钱依然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协要解决一部分费用，目前提出的方案是足协拿出一百万的启动资金，其中男足拿出50万，女足拿出50万。而教委也会相应地出一部分费用。人大附中和北京三高俱乐部主要负责球员的学习和专业训练问题。”冯剑明说。
招生同样将采取全国招生的方式，一个与以往足校招生不同的条件是，所有应试的学生都不得有过在足校和专业俱乐部注册的经历，冯剑明说：“这一次招入的球员要求就是纯业余的身份。而且学生入校的时候还要经过考试。足球水平并不是招生的唯一的要求，文化课的考试也很重要。因为招进来的学生平时要参加人大附中的文化课学习，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跟不上学习，那是与我们的初衷相违背的。”
按照几方的计划，今年第一批的试点学生只招50名，男女足的队员各占一半。首批学生的年龄段将定为1993至1994年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正好是小学毕业生，他们接下来将接受正规的初中教育。而接下来每年的招生规模都将扩大，到6年之后，招生的规模将扩大到150人。
这些学生将在人大附中读书，采取住校的形式，而平时的训练就在北京三高俱乐部内进行。为此中国足协已经将北京三高足球俱乐部定为全国青少年足球的培养基地。“如果你注意，这次我们强调的是培养，而不是培训。”冯剑明说，“我们的目的很简单，中国的足球运动员不能没有文化。现在国家法律都要求9年义务教育，足球青少年队员也不能脱离开这个要求。”
这一次的试点对于未来中国足球的培养模式很可能会起到颠覆性的变化，冯剑明说：“以前我们的培养方式是单向培养，球员如果踢不上球就将一事无成。而与学校相结合之后，将成为双向培养，对于那些踢球踢得好的球员，未来可以进入职业队。而即使不能踢上职业足球，他们还可以进入到高校继续学习。”
在这支学校球队正式建立之后，中国足协将给他们最大的方便。每年这支球队都会参加中国足协组织的相应年龄组的训练营和比赛，这样球队将不会愁没有比赛可打。
这次试点如果成功，中国足协下一步的计划是将这种模式在全国推广，冯剑明说：“我希望在每个大区，每个重点城市都会有类似的试点，那样青少年培养的新模式将完全建立起来。”
“圈养甚至影响孩子性取向”
记者白国华报道 1月16日，中国足协教练员训练研讨会议在广州结束。参加会议的教练员人数众多，各个中超中甲俱乐部的一线队主教练(不包括外教)基本上都参加了会议，教练中包括吴金贵等人都作了精彩的发言，由于参加会议的基本上都是一线队的主教练，所以关于青少年的培养问题涉及甚少，因而如记者所料，和几位一线队的教练们想交流青少年的问题基本碰壁，但是一些对现状忧心忡忡的教练还是说出了一些自己的心里话，他们的共识是，青少年培养一定要放到学校里，这样无论对于俱乐部还是球员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中超教练：学校足球减少风险
白发苍苍的高丰文在众多教练中很容易辨认，然而当记者问及高丰文，对目前青少年培养的模式和现状有什么建议的时候，高丰文神色匆匆：“实在是对不起，我马上要赶到东方宾馆，你们这么关心青少年的问题，我也真想找个时间跟你们谈一谈。”
作为足校校长的高丰文没有时间谈，其他教练却没有精力谈，刘春明，沈祥福等人都赶着去海南督促队伍去参加YOYO体测，对这个遥远而又老生常谈的问题自然没有什么兴趣，是啊，一线队的教练要忙的事情一大堆，又怎么可能去理会这些青少年培养的问题呢？一位中超教练一听记者说的问题就摆手：“你问我有什么用？我又不是梯队主教练？我现在要忙的事情太多了。青少年的问题，我也知道很重要，但是这么多年了都这样，你叫我谈什么？”
倒是一些赋闲在家的老同志对这个问题还有点兴趣，马克坚对记者说：“足校办了这么多年，现在看来，不算是成功的。想让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培养回到正轨上，恐怕还是要学校来搞，这样的风险会少很多，而且队员的文化素质也得到保证。”
梯队教练：一定要回到学校
幸好参加会议的还有一些愿意说话的教练，不然记者就只能白去一趟了。
鲁能一线队的体能教练马宝刚说：“关于青少年的培养危机，我们做教练的，能不感受到吗？职业联赛最火的时候，有多少家长打破头要送孩子到足校来？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职业队员啊，名利双收啊！可现在？有多少家长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足校去呢？足球没有吸引力了啊！我们鲁能还好一点，每场比赛能保持在三万人的上座率，可我们一到客场比赛，看台上空荡荡，一般就只有几千人。而且现在球员的收入也低了，很多就算打上一线队的队员，每个月只能拿几千块钱，这样的收入又怎样有吸引力？
话锋一转，马宝刚说：“实际上，中国的青少年球员培养工作还是要在学校里进行才好，国外一般都是这样，远的像NBA不说，就像日本、韩国，他们都是这样的，他们的国奥队员很多都是大学生球员，可他们的实力一样不差啊！我估计我们以后还是要走这样的路子，像现在这样，危机只能是越来越严重。”马宝刚的话是比较平和的，一位坚决不想透露自己姓名的北方某俱乐部的二线队教练态度就激烈得多：“我们在乱搞，不回到学校，中国足球只能是死路一条！”
之所以态度激烈，是因为这个教练自己有切身体会。他们二队的基地在一个乡下地方，晚上黑乎乎的哪也不能去，因为基地外面全都是稻田，这位教练自我解嘲道：“你去调查一下好了，中国所有的俱乐部的梯队基地差不多都在荒郊野岭。”全队二十多个人，每天就在如此闭塞的基地里上课、练球、生活，从十一二岁练到十七八岁，可是，在基地里，连正常的异性交往都没有：“基地的楼里有三个女服务员，都是附近乡下农村的五大三粗的丫头。你说像他们这样的年龄，一般在学校里都有女同学，都有正常的交流，可是我们的队员呢？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他们能正常吗？我不客气地告诉你，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性取向都有问题！”
“我们的队员一般是星期五到星期一放假，可是放完这三天假，每一个人都是蔫蔫的，为什么？这三天，他们回到家里都是通宵在玩，没有一天肯睡觉，为什么啊？在基地里太压抑了啊！好了，玩了三天，星期一回来了，头两天，队员们就开始睡觉，到了星期三好不容易调整回来了，他们又在策划，下次放假该去哪里玩了，这样的训练状态能练出什么来？有些一线队的教练抱怨，为什么二十多岁的人，却对足球一点激情也没有？他们是不了解情况，这样过了几年，等他们升上了一线队，还有什么激情可言？”
这样集中起来培养，最后出了多少人才呢？这位教练冷笑说：“我们队里去年向一线队输送了五个人，其中两个还是靠关系弄上去的。培养了他们五六年，我算了一笔账，老板每年花在他们身上的钱要一百多万，六年下来投进了七八百万，七八百万什么概念？放在今天，可以买两个刘云飞了，有潜质的青少年球员，起码可以买十个了！花了这么多钱有用吗？”
谢亚龙：
让足球成为学校重点
记者王伟广州报道 “国内的足球学校市场化工作出现了严重萎缩。”16日上午，足管中心主任谢亚龙在广州举行的教练员训练研讨会的总结中，特意强调了我国的青少年培养问题，“青少年足球青黄不接，这个问题必须重视。”
16日上午，谢亚龙开始他两个小时的总结报告。在总结中，谢亚龙重点谈到了青少年人才培养的问题，对于目前中国足球的现状谢亚龙忧心忡忡，“青少年足球体系关系到中国足球的未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后备人才的培养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谢亚龙说：“足球学校市场化刚刚起步的时候势头非常好，可是这几年我们的足球市场化工作出现了严重的萎缩，这一点必须要得到重视，看看我们是不是在体制还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龙王对足球学校出现严重萎缩现象感到担心，就在这次教练员训练研讨会上龙王听到了一些教练员的看法，有教练说：“就是给我钱，我也不会送孩子去踢足球！”对于如此困难的现状，龙王也认为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深入了解和调研，从而真正了解青少年足球市场低迷的病根。“我们在短时间内必须要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青少年足球培养的滞后和萎靡必须要迅速解决，一旦出现人才断档很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这对中国足球的未来不利。”谢亚龙表示，对于青少年足球培养问题接下来要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之后拿出一些成体系的、行之有效的针对性办法。
谢亚龙说：“近段时间我也了解了一些有关青少年足球培养的断档问题，我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在2006年开始必须要加强学校足球的开展工作，要让足球重新回归小学、中学和大学，要让足球成为学校的重点项目，这样我们就不会缺乏后备人才的培养，青少年足球的培养才有前途。”
结束语
□白国华
到今天为止，进行了六期的《中国足球人口调查》专题终于告一段落了。
这六个星期，我接到过很多电话，蓦然发现，原来关注着中国足球的还有很多人，只是平时他们都沉默着，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当活生生的现实被揭示出来以后，他们就像被针刺一样，诉说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当然，以悲哀者多，因为现在的中国足球，实在是没有让人可以“乐”的地方。
河南的、北京的、上海的、广州的、成都的，他们说了很多，他们有时候比我们更加了解实际情况。如果你是一位尚在关心中国足球的读者，那么请你记住这些同样关心中国足球的人的话吧。
“一个绿色的小本，能要了一个人的命啊！”——大连的一位家长，悲哀的原因是，一个所谓的“参赛证”成为很多足球学校对家长进行无法无天讹诈的最有力道具。
“现在中国的足球不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而是一勺汤掉进了一锅老鼠屎里！”——山东的一位小球员，自诩已经看破现实的他，现在坚决不给教练送钱，也不想送钱上一队，他要留着救命钱准备去上大学。
“连广州五中这样一所老牌足球学校都这样，中国足球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吗？”——范育红，范育红在看过《中国足球吸引力调查》以后忧心忡忡，他现在的工作是在学校开展足球俱乐部，希望吸引孩子重新回到球场上来。
“我的同学跟我说，二队的队员没钱，所以十分羡慕一队的那些大腕们可以有钱去叫小姐。”——北大学生侯晓晨，他就读的小学是北京市传统足球小学，邵佳一、陶伟等人皆出自该小学，他小学的一些同学现在已经是一些俱乐部的二线队员。
“你们是在写我孩子的足校吗？”——一位徐州的家长。他非得认为我们到过他孩子的足校做过调查，但是，有一点情况我们“忽略”掉了，他的孩子现在想转入一个俱乐部的梯队，但是，俱乐部一口价要十万块钱，绝无商量余地，他现在准备卖掉全家人赖以生存的出租车做最后一博。
“中国足球，自作孽，不可活。若再无大变局，则意味着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世界第一运动面前一败涂地，悲哉，痛哉，惜哉！”——西安一读者，他已经好久不看中国足球，但是，积蓄已久的感情突然迸发出来，聊了半个小时，最后无语，因为现实很残酷。
“这样的球员培养出来，性取向都有问题。”——一位梯队教练。他说这番话的理由是，他的二十多个队员，几年中大部分时间只能看到几个五大三粗的农村丫头，所以他希望球员回到学校，过正常人的生活。
“你们揭示了这个事实，可是你们有解决的方法吗？”——广州的一个读者。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媒体通常只能反映现实，而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让人们明白现实究竟是怎样，那我们这六个星期的努力，已经足矣！《中国足球人口调查》已经结束，可是，对于中国足球的调查，却远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