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国足孱弱 腐败该不该“背锅”?)
法制晚报·看法新闻 俄罗斯世界杯开战,中国企业成了最大的金主,赞助额排在各国榜首,风头一时无两。尤其是近日传来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盲人足球世界杯上,中国盲人足球队力克劲旅俄罗斯获得季军……这样一来,对中国国足来说,世界杯就更像是“世界悲”!
除了十六年前,日韩世界杯小组赛上的昙花一现,中国男足在征战世界杯的道路上,投入了那么多,努力了这么久,为什么总是功败垂成、一塌糊涂?面对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的孱弱表现,人们不禁再次质疑——问题到底在哪里?中国足坛的腐败该不该来“背锅”呢?
有一种腐败 唯独体育界有
实际上,中国足坛的腐败,已是旧闻。不过,仍有说“足坛腐败”的新闻冒出。最新的报道,来自《西班牙信使报》,这家西班牙最受欢迎的日报,采访了目前在中国恒大足校任教的几位西班牙教练。中国媒体援引该报道说,教练梅里诺(Manu Merino)认为,腐败是导致中国足球发展不佳的一个原因。足校技术分析师费雷拉(Javi Ferreras)也透露,“中国足球组织很混乱,在竞争和选拔中会发生腐败,有家长会为了孩子给教练额外的钱。同时,也有很多机构会向家长要钱。”路透社也认为,“腐败和球员素质,仍然是中国足球谋求发展的严重障碍。”《检察日报》最新报道称,“在中国足球商业化背景下,官员裁判深陷腐败漩涡。”
这些报道没有新的实证,只是某些局内人的说法或者媒体的评价,反映出来的却是媒体和公众对中国足球的不信任,而这一切的根源,主要还是来自九年前掀起的那场席卷了中国足坛的“反赌扫黑”风暴。
这是一起让全国人民都错愕不已的腐败窝案,经过两年多的调查和审理,2012年,中国足球前“掌门人”、受贿的“金哨”、踢假球的“国脚”、俱乐部“大佬”纷纷落马,一时震惊中外体坛,对中国足球的伤害也一直延续到今。
据《方圆》杂志2017年的报道,被誉为体坛“反黑斗士”的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曾犀利指出:“有一种腐败,唯独体育界有,别的领域没有,就是竞赛。竞赛中的腐败不是个人行为,往往是集体行为、组织行为、政府行为。” 陈培德的这句话,准确地解释了当年足坛 “大面积溃烂”背后的原因,这类腐败窝案具有系统性、组织性,集体性的特征,其危害之大,冲击了整个行业的根基。
法晚看法新闻据新华社当年报道梳理统计,这场风暴共有9位足协官员、5位裁判、19位球员,3位教练,23位俱乐部工作人员等获刑,16家俱乐部涉案受罚。新华社评论说,这个 “几乎涉及足球圈各个层面的群体案件既令人憎恨,又让人痛心。”
足协掌门:权利寻租 搭桥牵线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查阅各家纸媒当年对案件的报道,都会在标题上看到这些昔日曾呼风唤雨、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曾是中国足坛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中国足坛潜规则的制造者。他们往往利用职务之便,将现金、手表、名牌箱包等收入囊中,为请托人和单位在安排裁判员“关照”或操纵比赛,并在球员培训管理、裁判员任职、承办组织商业比赛、俱乐部升降级等方面谋取利益。这些足协管理者们在足坛腐败案中,扮演了行贿受贿、收取回扣、牵线搭桥的角色。
央视当年对涉案官员采访时,谢亚龙说,“我不是所有人的钱都收,觉得关系比较好一些的会收,主要是把它看成一种‘人情’来处理了。他们更多考虑到通过我的职位,在以后得到关照。送的钱有几万,也有几十万的”。南勇则说,“开始并不是想收,或者说拿了心安理得也并不是这样,但是没有把握好。”?这两名中国足协前专职副主席、足管中心原主任均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
四大黑哨:金钱交易 操控比赛
足协官员之下,广受公众关注的还有陆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的“四大黑哨”案。他们曾有“金哨”或“银哨”的美誉,在裁判界的威望也相当高,此后却戴上“黑哨”的帽子,分别被判处3年6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终身禁足。
知名度最高的是前中国足球“金哨”陆俊。1991年,年仅32岁的他就成为国际级足球裁判员。据《检察日报》的报道,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金哨”,当打假球、请求关照等请托裹挟着金钱袭来时,他内心职业操守的堤坝却轰然垮塌。
陆俊在被刑拘后说,“自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就开始和足协官员勾结吹假球”。根据新华社披露的案情,1999年至2003年间,陆俊先后6次收受相关足球俱乐部给予的财物,共人民币71万元。1999年末,参与操控比赛,收受贿赂10万元。
最后一次在央视镜头前露面时,陆俊悔恨地说:“我的同行,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和同样的罪行。”
四大球星:踢球放水 赛后分钱
在当年获刑的职业球员名单中,有前国脚祁宏、申思、江津和李明,他们曾在米卢的指挥下代表中国足球杀入韩日世界杯,也是中国队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出线世界杯。当年打进3球的祁宏,更是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最大功臣。米卢曾经评价:“祁宏是中国最聪明的球员,”可谓前途无量。
当年这四名叱咤足坛的球星,却在2003年甲A最后一战中“落马”,据公诉人称,当时中间人王勇接到时任泰达老总张义峰请托,便找到申思说有800万酬劳,让申思找人帮忙放水。申思于是就找到了江津、祁宏和李明,三人均心领神会,当即表示“踢踢看”。赛后,四名球员所在的上海国际队1:2负于天津泰达队。四名球员则平分了天津队提供的800万元。
沈阳中院最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申思有期徒刑6年,祁宏、江津、李明三人有期徒刑5年6个月。昔日的英雄,成为了阶下囚。
入狱的四名球员,现在都已出狱。据前著名足球记者李响对出狱后的江津和祁宏的专访,目前,江津和同为前球员的哥哥江洪,在搞青少年足球培训基地,祁宏则在上海培训少年足球运动员,他们依然喜欢足球,仍有足球梦想。不过,因为那一纸终身的足球禁令,他们都不能抛头露面,只能藏身幕后,不可能出现在少年队的比赛现场,更不能坐在替补席指挥比赛。“既然不能在台前,我就做些幕后的事吧。” 祁宏这样说。
当然,足球腐败的链条中,少不了足球俱乐部的背后操控。据当年的媒体报道,最擅长“做球”担任过多家足球俱乐部管理人的王珀,被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110万元;杜允琪、刘红伟利用担任青岛海利丰足球俱乐部总裁、领队的职务便利,帮助成都谢菲联足球俱乐部赢得球赛,收受财物人民币30万元……这些俱乐部负责人在背后运作,贿赂高官,买通裁判,甚至买通对手打假球,上演了一系列的足坛怪象。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对此发了一篇当时影响颇大的文章,题为《职业化改革20多年,拿什么拯救“瘪了的足球”?》,文章评论说,“职业化改革20多年来,中国足球不仅成绩上不去,还成了不正之风和腐败的温床。形形色色的足球乱象,如镜子一般折射着社会之殇。”
如今,那一场轰轰烈烈的足坛反腐风暴已经远去,当年获刑的裁判和球员们已经出狱,开始了新的人生;身陷囹圄的足协官员们,也已经或者将在明年重获自由。
但是这场从上至下、从里到外的腐败和溃烂,让中国球迷至今对中国足球信任不起来,各种有“猫腻”的声音在媒体上不绝于耳。刮骨疗毒后的中国足球,并没有真正地脱胎换骨,一切只能用更长的时间去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