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足球根在辽宁，一点不夸张。

辽宁贡献的国脚，从迟尚斌、林乐丰、朱波、马林、高升、唐尧东、傅玉斌、贾秀全，到徐弘、张恩华、孙继海、李铁、李金羽、张玉宁、肇俊哲，再到郑智、冯潇霆、杨旭、于汉超、杜震宇……上世纪八十年代，辽宁豪取十冠王；九十年代，大连万达/实德接过霸主地位；广州恒大中超七连冠，一度一线队内辽宁籍贯球员达到两位数。

不摆历史，若只说现在，根据微博@FM大连球队调查员 的统计，2018赛季中超一线队球员籍贯分布，辽宁省贡献95人，排名第一，比第二名和第三名加起来（山东，49名；湖北，35名）还多。中超16支球队，只有上海上港没有辽宁籍球员。

2018赛季中甲一线队共有102名辽宁籍贯球员，第二名湖北省（41名）、第三名山东省（39名）、第四名广东省（38名）加起来，勉强超过了辽宁贡献的球员人数。

但辽宁足球的根又在哪里呢？辽足是没有根的。

中国足球职业化24年来，辽足主场辗转八座城市：沈阳、大连、鞍山、抚顺、锦州、葫芦岛、盘锦，甚至北京。

辽宁的队名，从辽宁东药到辽宁远东、辽宁新世界、辽宁航星、辽宁天润、辽宁抚顺健力宝、辽宁抚顺双菱、辽宁抚顺特钢、波导战斗、北京三元、辽宁中誉、辽宁宏运。最新的消息是，2008年注资辽足俱乐部的宏运集团，无力继续投资辽足，希望寻找下家接手。

早在23年前，1995年辽宁队职业联赛第一次降级时，《足球世界》就已有关于辽足生存环境的分析：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辽宁足球队首先迈出了足球改革的步子。他们借鉴了资本至于的文明成果，于1985年以企业联办形式创出了“东药模式”，1988年又办起了半职业化的“东药足球俱乐部”。这些举措当时在国内足坛引起轰动，并结出了丰硕成果，不仅称霸国内足坛，而且还在亚俱杯赛上力克群雄，为中国足球捧起了第一个洲际比赛冠军，为当时不景气的中国足球注入了活力。

但是，“东药模式”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化俱乐部，而仅是官办体育与国有制经济简单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当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开始操纵绿茵场时，这种低层次的改革就露出了它致命的破绽。

一方面企业已不再满足于赞助形式的简单付出，而欲将球队变为自己的一种产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打破套在球队身上的官办体育的枷锁，向官办体育要权。

另一方面，官办体育置身于越来越浓厚的市场经济气候里，需要进一步向企业索要滋补，同时又不愿改变其固有的体制与观念。

这一矛盾，后来就一直困扰着辽宁队，导致了这一支官办足球队三次与企业分手，直至今日“独身度日”。

20多年过去了，辽宁足球的日子依然没有过好。

2016年退役，肇俊哲曾说：“我一直都对自己说，辽足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为这个信念而坚守和奋斗，但19年过去了，我没有守侯到自己想要的，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一味等下去了，所以，我决定正式退役。”

但2017年最后时刻，他又忍不住走上一线，担任辽足主帅。一腔热血也无法阻挡辽足下坠的趋势，赛季结束，辽足降级，肇俊哲说：“这个世界不缺少口号，不缺少情怀，但现实非常残酷，未来我需要慎重思考，当然希望为辽足持续做贡献。我心甘情愿地为辽足付出，但感觉自己又上不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得反思，为什么辽足走到现在？有时候真不是钱的问题，今年我们一点没少花钱。辽宁作为足球人才大省，需要更务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