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名媛”被牵扯到打人事件并非偶然
一位普通人自称被官太太打,人们猜来猜去猜到“名媛”身上
毛晓强是链家地产的一位员工,他近日发微博自称在皇城根下被一位官太太及其身份为军人的司机殴打,并传了事发现场的照片。
对比照片中的当事人,网友把矛头指向了微博认证为“京城名媛”的赵欣瑜。但是也有很多人指出,赵欣瑜和照片中的当事人风格长相相去甚远,绝不可能是同一人。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人们要把两个明显有差异的人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这次的人肉搜索这么牵强?…[详细]
牵强的人肉搜索背后,是人们对“名媛”的负面心结
在北京,流传着一个“四大名媛”的说法。“京城四大名媛”分别是万宝宝(万里的孙女)、叶明子(叶剑英的孙女)、画家李晓玲以及派对女王谈雪晶。但这个“四大名媛”的说法在关心娱乐八卦的那部分人中才显得熟悉,普罗大众之所以对“名媛”提起兴趣,最主要是因为一些“名媛”前高级官员后代的身份。
人们认为这些过着奢侈生活的“名媛”与权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且其中的一些,比如这位“京城名媛”赵欣瑜,似乎成天不干“正事”。
赵欣瑜被大众了解,是因为她自己曝光与“章子怡泼墨门”有关。据新华网的报道:赵欣瑜向媒体曝光说,自己把章子怡介绍给一位上海富商交往,而这位上海富商是有妇之夫。
“京城第一名媛”赵欣瑜正因为人们对“名媛”的负面认识,所以赵欣瑜才被和“打人官太太”牵强的联系在一起。…[详细]
02 “名媛”是个好词也是个坏词,但在当今中国更多是后者
“名媛”既可以作为“民国范儿”“贵族气质”的代名词
程乃珊的畅销书《上海Lady》的最后一章叫《上海名媛》。被广为引用。
程乃珊的名媛门槛很高,必须要有三大件:1.名门之女;2.才貌双全;3.对社会对女界有贡献。后者又是重中之重。就拿陆小曼来说,出生、品貌自不用说,程乃珊的书中认为陆小曼敢于离婚追求爱情,而追求爱情是“中国名媛投向时代的开幕式”。不过书里最被推崇的还是一位叫李霞卿的名媛,她最令人称道的是作为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投入到抗日募捐中。
宋家三姐妹、林徽因、陆小曼、李霞卿……一个个名字熠熠生辉。
不少人对中国名媛的认识还停留在“民国范儿”中因此,程乃珊对于那些时代的交际花很是鄙视,认为“人们通常将名媛混同交际花,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交际花只是以编结关系网供自己过体面又张扬和阔绰的讲究排场的生活而游刃有余在异性间,她们对社会仍是冷漠和麻木的。”程乃珊的定义对人们影响很大,例如她的书中称“章含之是中国最后一位正牌名媛”。这个头衔被多家媒体广为引用。而不少人都写文章谈到真名媛和假名媛的问题,大抵也就是程乃珊笔下名媛和交际花的区别。
于是,不少人用“中国有真贵族吗”一样的句式问,“中国有真名媛吗”。…[详细]
但“名媛”也始终和“贵夫人”、“富家女”、“交际花”联系在一起
名媛的英文单词其实是“socialite”,这个词语是《时代》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布里顿·哈顿在1928年创造。原意指的是在一个强调努力工作的清教徒社会里那些富有的有闲阶级。这些名媛的打扮、穿着乃至一举一动都是城中谈资。在1938年,一位叫科尔·波特的美国音乐家就写了一首歌反映当时社会的风气,这首歌第一句唱到“哈里逊·威廉姆斯的夫人是全城穿得最好的女人,关我什么事?”哈里逊·威廉姆斯其实是当时的美国首富。而在当时,欧洲人是不太用“socialite”这个词语的,认为这和贵族精神相悖。像是著名的巴黎名媛舞会,用的就是“Débutantes”,意指初涉社会的(贵族)女性。当然,现在,欧洲媒体也用“名媛(socialite)”一词也用得很欢。
当下,全世界最出名的“名媛”莫过于帕里斯·希尔顿。欧美新名媛们混迹于时尚、慈善圈,不是娱乐明星,却是八卦报纸、网站的常客,暴露于镁光灯下,互相攀比成风。不过,她们和中国名媛的区别是,中国名媛虽然也和时尚圈结缘,和慈善活动有联系(像是赵欣瑜就曾经在嫣然天使基金会2007年慈善晚宴上,以人民币120万成功标得王向明的《沉睡的微风》画作,成为当晚的标后),不过却社交活动还是更为低调,比较少为大众所知。而美国名媛则年轻化、透明化,甚至像是一份“职业”。
可以说,在当今中国,“名媛”是“民国范儿”和“美国范儿”的混搭。有前者的“出身”(起码多半和名门、权力有微妙的联系),却少有前者的精神意义;堪比后者的物质财富,却不如后者那么透明。…[详细]
人们惊诧于有人自称“京城名媛”,其实就反映了国人对“名媛”的态度
知名法律学者徐昕发微博说:“开眼了,竟然有这样的认证:京城名媛”。这条微博被广泛转载,其实就反应了人们对“名媛”的态度,中国人绝没有把“名媛”当成一个褒义词。
03 为什么“名媛”被人厌恶
如果“名媛”仅仅是“不劳而获又炫耀”,人们一般也就不喜欢
名媛(socialite)一词最早出现在1928年。当时正是著名的美国1929-1933经济危机前。而在1810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的社会财富比重是21%,到了1922年是31.6%,到了1929年则激增到了36.3%。所以当时美国首富威廉姆斯的夫人用富丽的穿着来不断激起城中谈资背后是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富有人群当时财富过于集中,中低收入者却能力不足。
画上的蒙娜是上个世纪20、30年代美国首富的夫人,也是最早一批美国名媛(socialite)在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更容易出现一类特定的“有闲”人群,这里的“有闲”并不是懒惰或者无为的意思,而是指不需要从事生产性劳动。例如有个关于帕里斯·希尔顿非常经典的描述:“对于希尔顿来说,暴露在公众眼光之中就是她的事业。她是个有着数百万身家的人,但她什么事都不会做,除了每天高居不下的曝光率。对于她来说,财富支撑着曝光率,而曝光率也就等于财富。”出席各种社交活动而曝光当然不是生产性活动。
美国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有一本经典名著就叫《有闲阶级论》。书中提到“要获得尊荣并保持尊荣,仅仅保有财富或权力还是不够的。有了财富或权力还必须能提出证明,因为尊荣只是通过这样的证明得来的。”因为人有虚荣心、自尊心和竞争心理,都想比周围同伴更加强。而这样的“尊荣”从古就有,比如原始社会,有闲阶级的标志可能就是能够参加复杂的祭祀。而到了工业社会的一定阶段,通常情况下一家之主是男性,在努力工作,就需要妇女来“代理有闲”,以此来彰显这个家庭的身份地位。
他在书中写道,“在任何高度组织起来的工业社会,荣誉最后依据的基础总是金钱力量;而表现金钱力量,从而获得或保持荣誉的手段是有闲和对财物的明显浪费。”“奢侈品价格越高人们越愿意购买”的现象就被称之为“凡勃伦效应”。这种消费就是所谓的“炫耀性消费”。所以这时候,贵族们的精神胜利法是行不通的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管中外,现代名媛不是以什么“太太的文化沙龙”而著称,而和与奢侈品有关的时尚圈密不可分,就算是各种慈善晚会,也一定有名艺术品、名珠宝等助阵。
然而如果只是“不劳而获”又“炫耀性消费”,那么人们一般也就是不喜欢不推崇——比如对于希尔顿,美国人不喜欢的很多,但也谈不上多厌恶或憎恨。…[详细]
但如果“不劳而获”与权力相关,那自然招人厌恶
在当今中国,富有阶层兴起,消费社会到来,这就滋生了产生“名媛”的土壤。不可否认,一些被称为“名媛”的人热心慈善、举止文雅,颇有“民国范儿”、“贵族气质”,也不可否认一些“名媛”虽然奢侈,但花得钱也是干干净净的。
但被人们关注的著名“名媛”,却往往让人对其背后的秘密充满遐想。如果这珠光宝气之下是权力的支撑,那么难免不让人厌恶。
结语
“名媛”,不单单是八卦,或者茶余饭后的谈资,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现象,绝不是什么三代才出个贵族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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