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中国有句老话叫“大人打喷嚏，小孩就感冒”。套用到正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体育中，用以形容国家队与联赛的关系似乎也不为过。2019篮球世界杯在家门口作战的中国男篮仅位列第24名，从而引发举国声讨。舆论滔滔，犹如黄河决堤而一发不可收拾，在对明星球员的基本功、教练的临场指挥大加指摘之余，负责输送国手的CBA联赛也未能幸免，各种批评质疑汹涌而至。
必须承认，从体育产业运营逻辑的理想角度而言，国家队和职业联赛是并不相干的两套运营逻辑。毕竟国家队追求的是成绩和荣誉，职业联赛谋求的则是商业营收最大化，两者的目标本就不一致。国家队病了让联赛吃药，国家队一输球就让CBA联赛各种调整，从理论角度而言属于典型的缘木求鱼。
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本届世界杯美国男篮“梦十三队”尽管仅位列第七名，创造了有史以来美国男篮国际大赛的最差成绩。美国国内舆论同样汹涌澎湃，但即便是最尖锐的评论也不会去质疑NBA虚假繁荣、NBA联赛无法培养高水平球星。换言之，美国男篮的成绩和NBA运营水准并无直接联系。而这种认知逻辑是建立在NBA职业程度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全世界职业体育联赛追求的理想状态。
但遗憾的是，相比于高度发达的美国体育产业和已经超过73年历史的NBA，中国体育产业则处于起步阶段，CBA联赛也即将迎来第25个年头，联赛品牌美誉度和公信力尚未达到NBA的高度，运营水平自然容易招惹质疑，这点直接决定了中国国家队的成绩与职业联赛的运营不可能完全脱钩。尤其是我国长期奉行“奥运争光计划”、“奥运至上”策略，国家队的成绩好坏、荣辱兴衰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处于发展初级阶段的职业联赛。两者之间捆绑紧密、休戚与共，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过往，每当中国男篮的国际大赛成绩不俗，当赛季的CBA联赛也往往在招商赞助、收视率、观众上座率等多方面会有喜人的反映，CBA明星球员的赞助收入也往往水涨船高；但一旦中国男篮大赛折戟，联赛和明星球员不仅在商务营收和关注度、美誉度等方面受影响，在联赛运营层面也往往会被迫反思，进而推出一系列针对性的调整举措。既然“大人打喷嚏，小孩就感冒”，那么“国家队病了，联赛也要吃药”也成为一种无可奈何且无可辩驳的办法。
过去三十年，中国社会加速转型，传统的中国体育三级人才培养体系已经趋于解体，体校、篮球传统名校等基层人才培养机构在陆续消失。在这种大背景下，所有人都明白，推动体教结合、让篮球进校园、扩大篮球选材基数等举措是根治中国篮球成绩不佳的根本解决之道，但这些议题太大，根本不是中国篮协甚至不是国家体育总局单方面所能推动的，而且即便能够实施，短期内很能奏效，远水解不了近渴。在理解了中国篮协这些苦衷后，“国家队病了，联赛也要吃药”的策略虽然有些生硬，但无疑是现阶段最直接有效的办法。所以，长期以来，这已经成为CBA联赛的一种惯例。
亚运遭逆转，CBA规定必须打一节紧逼
2002年中国男篮先后在世锦赛和釜山亚运会遭遇沉痛失利，国手们被痛批最多的一点就是不会破全场紧逼，一遇紧逼就失误。尤其是釜山亚运会决赛中，中国男篮在第四节仅剩一分钟时间领先7分的情况下惨遭韩国大逆转，原因就是韩国在第四节和加时赛祭出了疯狗式的全场紧逼，中国男篮连续出现令人扼腕的失误，此外第四节最后时刻我国球员还出现罚球不中的意外情况。总之，中国男篮球员遇到紧逼就格外慌乱，各种低级失误。
鉴于全场紧逼、急停跳投、快攻这“三把利剑”曾是中国男篮压箱底的绝招，罚球更是我们的送分题，结果我们中国男篮丢了传统死在了送分题上。于是，当时不仅媒体和球迷痛批CBA球员基本功不牢靠，而且中国篮协邀请的名宿在把脉会诊时也重点批评中国男篮丢了“三把利剑”的传统，就连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都对此耿耿于怀，在亚运会总结表彰会上专门点名批评了中国男篮。
痛定思痛之后，在接下来的2002-03赛季开始前，CBA推出了一项新政：球队每场比赛必须打一节全场紧逼。这一新政甫一推出引起了广泛吐槽。舆论普遍认为，临场攻守策略应该由教练团队根据实际情况来应对，而不是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来强行推行。教练们也对此吐槽不已，明星球员也抱怨这会影响他们的体能分配，导致进攻端乏力。于是，两队相遇往往一换眼神，彼此非常默契地各自“表演”一节全场紧逼交差了事，一些弱队更是非常敷衍，闹了不少笑话。只有蒋兴权等少数老派教练认同此举，在日常训练中反复强调。
虽然2002-03赛季不少球员对“每场比赛必须打一节全场紧逼”的规定很敷衍，但事实证明，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适应了紧逼的节奏。最直观的佐证就是2003年亚锦赛决赛。在决赛中，中国男篮再次遇到韩国。当届亚锦赛在哈尔滨举办，姚明为了复仇韩国还专门向火箭队请假推迟参加新赛季训练营。因为亚锦赛涉及到直通雅典奥运会门票的重大事宜，决赛又适逢国庆节，组委会和篮管中心双方都做了大量后勤保障、外交公关工作，希望用一场酣畅的胜利为国庆献礼。
尽管中国男篮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姚明和李楠两员大将一内一外全面爆发（姚明全场砍下30分、18个篮板，李楠26分上半场就射下21分），但韩国人凭借着凶悍的防守和犀利的三分球一直没让分差拉大。而到了关键的第四节，韩国人又一次祭出了他们的全场紧逼，在比赛仅剩下5分钟时，韩国将比分追至82-83，中国篮球兵败釜山的噩梦似乎又要重现。
关键时刻，老帅蒋兴权冒险启用了奇兵范斌和焦健，这两位面对韩国的紧逼没有慌乱，最终用得分和制造犯规罚球稳住了局面。尤其是范斌，用稳健娴熟的运球连续破掉韩国人的紧逼。在媒体盛赞老蒋魄力惊人、范斌焦健胆大心细之余，很少有媒体注意到蒋指导在赛后说的那句“联赛针对性地抓全场紧逼证明是对的”。
CBA为奥运备战让步，李元伟忍痛宣布联赛缩水
李元伟担任篮管中心主任时期为CBA联赛的稳定发展付出大量心血。在他任内，尽可能避免因为国家队一城一地的得失来干扰联赛的稳定发展，并为此推出了纲领性的文件《北极星计划》，希望系统推进联赛职业化进程。尽管这份文件中的很多规划和提法在当时显得过于超前、激进和理想化，即使放在现在很多举措都仍未付诸实施，但必须承认CBA大家庭在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理念得到了显著提升。当然，CBA能够稳步推进职业化改革，也有赖于当时中国男篮大赛成绩相对稳定，姚明这位中国不世出的篮球巨星正值生涯巅峰期。
并非对李老的改革魄力不敬，但客观上，李元伟的篮管中心主任生涯和姚明的球员巅峰岁月确实全面重合，姚明的存在确保了国家队大赛成绩的相对稳定，这为李元伟推进CBA职业化改革争取到了一个稳定宽松的外部环境。这一时期，CBA全面放开外援限制，李元伟在卸任前的2008-09赛季还专门推出了亚外政策，即允许联赛上赛季排名后四位的球队可以在双外援之外引入一个亚洲外援。在大量外援进入联赛后，CBA的关注度和商业价值明显提升。
虽然李元伟时期尽可能避免为了国家队一时的成绩而干扰联赛稳定发展，但有时候为了国家队大局也不得不忍痛让联赛作出牺牲。2006年中国男篮前往欧洲拉练连续惨败，时任中国男篮主帅的尤纳斯抛出《九问》质疑CBA联赛训练竞技水平太低，此后中国男篮在日本世锦赛上又仅列第15名（若非王仕鹏上演神奇绝杀则可能创造耻辱纪录）。在这种大背景下，李元伟接到了分管领导的指示，称CBA联赛水平过低，为了确保中国男篮在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CBA联赛应该为国家队让路。
于是，在2006-07赛季开始前，为了给中国男篮争取更多的集训时间和增加与世界强队交手的热身场次，李元伟被迫宣布CBA联赛缩水。2006-2007赛季和2007-2008赛季取消南北分区，单个赛季缩短28天，总缩减场次多达112场，CBA赛季缩水引起了大量批评。
男篮亚洲折戟CBA限制亚外，末节单外援政策获赞
如上所述，2002年亚运会失利直接催生出来了2002-03赛季“必须打一节全场紧逼”的争议性规定，此后李元伟时代CBA联赛则是为了奥运会备战大计而大幅缩水。如果说CBA加练全场紧逼、CBA赛季缩水为国家队集训增加时间这些举措还停留在帮助本土球员进行基本功层面的针对性锤炼，那么随着CBA联赛全面放开外援限制、外援成为联赛事实上的主导者之后，中国男篮一旦败北，CBA的新政则开始从限制外援角度来试图解决问题。
2009年中国男篮在天津兵败亚锦赛，伊朗取代韩国成为我们在亚洲范围的头号威胁。此后，中国男篮在2010年、2011年亚运会虽然惊险夺冠，但2013年和2014年又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上分别仅获历史最差的第五名。中国男篮亚洲霸主地位不稳，“亚洲二流论”一度甚嚣尘上。遭遇人才断层的中国男篮的问题被放大，人们认为是外援主导联赛、包办一切才导致中国球员缺乏成长机会，于是李元伟时代的全面放开外援政策和从2008-09赛季开始施行的亚外政策成为众矢之的，外界纷纷呼吁予以限制。
在限制亚洲外援方面，姚明是最坚定的倡导者，由于亚洲外援使用时长不受限制，所以不少中国篮球名宿均认为这一制度虽然可以帮助弱队提升成绩，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帮亚洲对手们练兵。2011年，时任上海男篮投资人的姚明就率先提议取消亚外名额，但其他球队并不同意。在2012-13赛季开始前的一次联赛会议上老板们经过激烈争辩，最终仍决定保留亚洲外援，但是如果球队不引进亚洲外援的话可以使用双外援四节七人次。
2013年中国男篮兵败马尼拉亚锦赛，仅列第五名，消息传来，举国悲愤。而在接下来的2013-14赛季，姚明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支持中国男篮的态度，他的上海男篮主动放弃了使用亚外的资格。而随着2017年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CBA公司董事长后，CBA公司决定逐步缩小拥有亚外使用资格的球队数量，直到最终弃用亚外政策。
在常规的双外援使用时长方面，CBA联赛这些年也是变更不断，每隔两年就要变一次规矩，而且当其它球队对阵全华班的八一男篮时还有单独的外援限制规定，即便是很多资深球迷和媒体人也未必能分清楚某个赛季到底是什么外援使用规则。作为一项赛事产品，核心要素总是不断调整，这不利于培养用户的忠诚度。就如一家餐馆总是在调试菜品的食材配比，那不可能有大批量的稳定老顾客。
2011-12赛季开始前，CBA规定施行双外援四节六人次，对阵全华班的八一男篮则施行双外援四节五人次。2014年大换血的中国男篮由于队员过于年轻兵败仁川亚运会仅列第五，接下来的2014-15赛季，CBA联赛虽然维持双外援四节六人次不变，但强行规定，第四节只允许使用单外援。
客观而言，自从CBA施行末节单外援制度以来，CBA本土球员确实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但对于CBA球队投资人而言，每个赛季斥重金聘请两位外援却往往有两节只能上一个外援，这属于严重的资源浪费。所以，从单纯的CBA职业联赛投入产出比角度而言，限制外援确实不是职业联赛的应有之举。但从为国输送人才的国家大义而言，限制外援似乎是现阶段没有办法的办法。近年来，诸如苏群等篮球专家还曾呼吁，应该进一步限制外援，实行单外援制度，每支球队只聘请一名外援。
宫鲁鸣批球员回CBA后状态跳水 男篮可考虑归化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聘请高水平外援是CBA联赛与外界交流的一大途径。真正有益的做法不应该是限制外援，而是要倡导球员在平日的训练课上积极与外援竞争，勇于“与狼共舞”。宫鲁鸣经常呼吁CBA俱乐部应该强化对本土球员的管理力度，逼迫他们向外援学习先进的训练方法和球技，从而提升球员们的训练强度，强化他们的职业自律性，从而做到学习外援、模仿外援、对抗外援进而超越外援。如果中国球员在平日训练课上能够与外援旗鼓相当甚至稍胜一筹，又何至于总是担心外援挤占本土球员的上场时间和关键时刻的球权呢？
在呼吁CBA俱乐部加强对明星球员管理力度方面，远有尤纳斯的《九问》，近有宫鲁鸣感慨国手一回到联赛就体能储备水平下降。这些名帅均很困惑，按理说，国家队教练只需要负责调教球员的战术配合即可，球员平日在联赛已经锤炼好自己的球技和体能。但事实上，每次国家都集训，教练们总要要花大量时间用于梳理球员最基础的体能、基本功等层面。并且，每次在国家队好不容易保持住的训练强度一回到俱乐部就又“一夜回到解放前”，而等到下次集训又要从零开始。
如今的八一男篮主帅、昔日的中国男篮“移动长城”之一王治郅也是对CBA球员的管理难题很苦恼。他曾不止一次在媒体面前感慨：如果八一球员能把打游戏的劲头用在练球上就好了。八一男篮球员都是现役军人，尚且让王治郅如此感慨，换作其他CBA俱乐部，球员的日常训练态度可想而知。
归根结底，我们的俱乐部对于明星球员还是过于溺爱。无论是最初的选材还是后期的培养管理，都唯天赋论。选材只看身高、速度等纸面条件，选到手后各种细心呵护，却从不敢从难、从严、从大训练量角度来管束我们的明星。这导致我们的年轻明星们看似天赋突出，进入职业联赛之初天赋异禀，结果过了几年陷入瓶颈甚至球技不进反退，形成了“高而瘦”、“快而弱”、“慢而软”、“疲惫快”等畸形问题，令人扼腕。
必须指出的是，周琦、赵继伟等人在国青队时期曾带队勇夺世青赛第七名，这追平了中国五人制男子篮球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好成绩。尽管年龄疑云是历届国青都难以绕开的争议，但按照历届国青的成材率来看，周琦、赵继伟这一届国青球员本应经过CBA锤炼，从而出现类似1994年黄金一代的人才爆发局面。2015年亚锦赛夺冠后，篮球名宿们普遍认为，通过在CBA的磨砺，周琦等人将在四、五年后迎来生涯黄金时期，很有机会在2019年世界杯和2020年奥运会上大放异彩。但如今的结果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客观层面上人种的差异。无论CBA联赛长度如何拉长，当外援绝对天赋明显更胜一筹时，本土球员确实很难成为球队的战术核心。鉴于当今世界体坛越来越流行归化风，CBA如今在客观上也已是外援包打天下，再加之中国男足已经顶住压力率先踏上归化之路，所以中国男篮想要继续在世界大赛中保有一席之地，从务实的角度而言，应该考虑归化这一选项，千万别被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所蒙蔽。
跳出行业束缚，放眼当前中国的民生行业，又有几个行业是做到完全的民族知识产权？中国品牌的手机销量全球领先，但遗憾的是，一旦芯片供应受阻就立即一筹莫展；中国近年来一直是全球头号汽车消费大国，但销量最好的永远都是中外合资车……从这个意义出发，当几乎所有行业都离不开“归化”二字时，为什么我们偏偏要在体育领域强调所谓的血统纯洁和精神洁癖？更何况，体育领域的人种差异是如此的明显和客观存在，很难靠单纯的意志去克服。我们相信CBA未来高度职业化后肯定能给国家队输送划时代的巨星，但急等米下锅的中国男篮等得起吗？实体化之后的中国篮协每五年要进行一次换届选举，中国篮协和姚明等得起吗？
总之，从纯理想状态而言，CBA联赛和中国男篮国家队应该是也必须是正向引导关系。即，只要CBA联赛发展得好，必定会给国家队源源不断输送高质量的人才，而国家队成绩出色，必定会在关注度和美誉度等层面反哺联赛，这也是李元伟当年大力推动CBA职业化的逻辑和动力所在。但事实上，自CBA联赛1995年成立以来，在中国篮球界内部，关于CBA联赛和中国男篮国家队的关系一直都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认知。
历史级难题信兰成、李元伟各自作答，姚明该走哪条路
最初国家体委时代，国家队和联赛分属于不同部门。CBA联赛由国家体委训练竞技二司的篮球处负责，而中国男篮的平日训练则由国家体委的训练局主抓。此后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1997年篮管中心成立，联赛和国家队统一由篮管中心负责，信兰成担任篮管中心首任主任，李元伟、续川等人担任副主任。篮管中心曾在1998年力邀各路篮坛名宿、CBA球队高层、资深记者前往郊区的桃花山庄开会，试图理顺联赛和国家队的利益，统一大家的认知。
据一位当时的与会人事透露，当时与会众人提了很多很多意见，也有不少意见分歧，但从大层面来看，会上留下两大宏观议题没有得到答案，而这最终困扰了整个中国篮球长达20年。第一，联赛究竟该如何为国家队培养人才；第二，CBA联赛产权问题。（详情请参加拙作：信兰成真实档案和他背后的国家体委改革二十年）
第二个问题已经在2017年中国篮协将CBA联赛十年运营权授予CBA公司时有了明确答案。而第一个问题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诚然，CBA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但人才培养的成色却远不如想象中的高。过去旧有的三级梯队体制为中国篮球培养出了刘玉栋、姚明、王治郅、胡卫东、孙军、郑武、巴特尔、朱芳雨这些巨星，而CBA联赛发展了25年，却很难再涌现出这种划时代的巨星，诸如易建联、周琦、郭艾伦等现役国手也都是未进入CBA联赛之前就已经名声大噪，而除了易建联之外，周琦和郭艾伦在CBA时代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惊人进步。
最近几年大家怪CBA外援挤占本土球员比赛时间，而桃花山庄会议时，不少参会者却认定联赛的训练管理水平太低，国手在国家队集训期间尚且能够被督促着进行高水准训练，但一回到地方队就猛吃猛喝打麻将泡空姐，好好的苗子就废掉了。到底是该进一步完善联赛的管理和加强梯队建设，还是加强国家队和国青队的集训频次，这是桃花山庄会议没能达成共识的问题。李元伟选择相信CBA的职业化进程，他认为随着CBA职业化体系日益成熟，俱乐部会给国家队输送高质量人才。而信兰成则对CBA俱乐部管理的质量始终不予信任，他更愿意把好苗子集中放在国青的梯队中培养。
前者符合产业逻辑，也属于理想状态下的联赛和国家队的正常关系，可以做到可持续发展，并且中国男篮无需负担人才培养成本，对CBA球星施行拿来主义即可。但现实的问题却是，俱乐部管理水准参差不齐，中国男篮对此不可控制。CBA输送什么水准的人才国家队都只能照单全收，人才培养过程并不可控。
至于信兰成的国青长期集训模式，好的一面是可控性强，篮管中心能够把最优质的训练竞技资源放在这批好苗子身上，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好苗子的成材率，郭艾伦、王哲林、周琦、赵继伟等苗子均是通过国青队长期集训才真正脱颖而出。尤其是赵继伟，最初他在CBA辽宁男篮尚且打不上球，却凭借早年国青队时期的表现赢得了宫鲁鸣的信任，最终反倒先在国家队打上了主力，这一时传为佳话。大家都在感慨：喊了半天CBA要为国家队输送人才，结果国家队反倒在为CBA培养人才。
但信兰成这一模式的问题也很明显。这属于重资产模式，可持续性差。篮管中心需要在国青梯队建设和国青训练竞技层面投入大批资金，但篮球预算有限是个掣肘的大问题，预算有限决定了能够接受这种精英培养的人数是有限的，该模式不可复制。
2017年，姚明从昔日的CBA球队老板转身成为中国篮协主席，他也绕不开昔日困扰信兰成和李元伟这两位前任中国篮球掌门人的难题。尤其是本届世界杯中国男篮作为东道主却创造历史最差排名，这种残酷的现状顿时惊醒了很多中国篮球人，让大家不得不重新意识到CBA联赛给国家队输送人才质量始终都不可控的这一持久难题。李元伟时代，姚明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队成绩实现了保驾护航，这让李元伟可以安心推进联赛职业化进程。而如今姚明出任中国篮球掌门后，中国男篮在家门口成绩不如预期却给了中国篮协当头一棒，外界都在担心，国家队成绩不佳会不会压缩姚明推进联赛改革的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负责分管、联系中国篮协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近日表态，中国男篮成绩不佳属于改革阵痛，改革想要出成绩需要时间，体育总局将加大支持中国篮协改革的力度。“改革是有阵痛，需要时间。通过这届世界杯要正视差距，跟紧世界的潮流，坚定我们的信心，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是通过改革来解决。体育总局不会干涉篮协工作，并将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支持中国篮协的各项改革工作。”（详情请参看：李楠辞职罗生门）
姚明在世界杯期间也明确表示，中国篮球要开眼看世界，成绩不佳更要坚定改革的决心。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篮协和CBA联赛接下来会进一步加强各项改革的力度。但竞技体育终究要靠成绩说话，成王败寇的竞技逻辑很现实。想要让姚明获得更加宽松的改革大环境，那么CBA各队不妨首先自省：CBA未来能给姚明培养出新一代姚明吗？面对如何理顺CBA联赛和国家队的关系这道历史性难题，以及前两任掌门留下的两条道路，痛定思痛的姚明又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是否需要中和一下两位前辈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