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8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在这场深刻改变中国、深刻影响世界的伟大变革中，有多少波澜壮阔的征程，有多少值得铭记的时刻？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踏着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轨迹，寻访到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记录他们的回忆、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展望。

　　回望历史，是为了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中国之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见证》，今天推出《贾樟柯：它是我的时代，一直在吸引我》。

　　央广网北京7月4日消息（记者郭静 白杰戈 岳旭辉）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贾樟柯，1970年生于山西汾阳，1993年入读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1995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至今，多次在威尼斯、戛纳、柏林等国际电影节获奖，被视作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职业生涯起起落落间，他的作品一直着力展现社会变迁中不同个体的命运和情感，被认为是“理解中国的一种特殊方式”。

　　“你要说‘见证者’，我确实比较合适，因为改革开放（开始那年）我8岁，到现在40年，我48岁，贯穿了我整个成长过程。作为一个中国人，确实是在这个变革中生活的……”贾樟柯说。

　　刻骨铭心的饥饿感

　　1978年，贾樟柯8岁，上小学一年级。父亲在县城学校当语文老师，母亲在糖业烟酒公司当售货员。这是县城里一个标准的市民家庭，称不上贫寒，可也不宽裕。

　　贾樟柯告诉记者：“记忆里面最难忘的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还有饥饿感。比如上小学一年级时，早上都是窝头，那东西没有热量，所以一到第二堂课结束做完广播体操，第三堂课就非常非常的饿！我觉得是刻骨铭心的饥饿的记忆。但是这种感觉到80年代初很快就消失了，突然这个社会活跃起来，因为改革开放包产到户，对孩子来说首先就是白面多了，能吃饱了。”

6岁的贾樟柯

　　“科幻般”的变革

　　一场巨大的变革悄然来临，新名词、新事物、新思想应接不暇。许多年后回想起来，贾樟柯用“科幻般”来形容：“上小学的时候，应该是1979年或者1980年，看了一个科教片，类似《祖国新貌》这种，介绍上海生产出了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还能甩干。我觉得简直是科幻电影！因为家里头妈妈还在用一个铝盆、搓衣板儿、洗衣粉……那样去洗衣服，怎么想象有一个机器！哦，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的、科幻一样的未来。但是也就三四年的时间，洗衣机就铺天盖地，一般的市民家庭都买了洗衣机。”

　　“霹雳舞”高手

　　改革开放，不仅是政治经济的变革，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娱乐的解禁。贾樟柯曾陪母亲一遍又一遍看重映的老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渐渐地，县城电影院开始每三天上映一部新电影。1982年《少林寺》上映，他看了七遍。初中时，县城有了录像厅，两角钱一张票就可以看一部香港武侠片的生活，贾樟柯一度沉醉其中。1987年美国歌舞片《霹雳舞》被引进，成为贾樟柯高中毕业前的最爱。

　　他说，自己看几分钟就完全被吸引了，觉得那种舞蹈真是跟自己的身体太融合了！看到太空步、机械舞，觉得非常奇妙！他很想跳，但是没有人教，于是一遍一遍看，自学成才。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舞蹈队叫“害虫队”，到处跳，拎着录音机到处跑……

　　喜欢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时代

　　贾樟柯的青春期在写诗、踢足球和跳霹雳舞中度过。和所有刚刚从禁锢中走出的人一样，他喜欢那个不安分、不知天高地厚的时代。

　　在贾樟柯看来，那个时代氛围最好的就是让每个人可以去想，可以去尝试，不保守生活。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内心状态，不仅是他自己，很多人都有，他觉得社会需要这样的状态。

　　贾樟柯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不知天高地厚”，发生在高考落榜、经过一段迷茫，最终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

　　据贾樟柯回忆：“我打电话到我父亲的单位，跟他说我不想学美术了，我要准备考电影学院。我父亲撂下电话，过了几小时就来了（从汾阳到太原），看这孩子怎么着了，‘这孩子是不是生病了’——那是1991、1992年的事了，那个时候在县城里面，一个孩子想从事电影工作，对于我们父母那一辈来说，他都不知道你哪儿来的这个想法！确实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我们这些导演”

　　连考3年，23岁的小镇青年贾樟柯终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那是1993年，中国的电影行业已经不像他迷上电影的时候那样火热。

　　贾樟柯说，自己学电影的时候，其实是中国电影工业最难的时候。那时，传统的电影院倒闭得很厉害。就汾阳而言，几个电影院一个变成了卖家具的，一个变成了超市，整个县城电影院就消失了。

　　不过变革中，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机会。 

电影学院求学期间，贾樟柯和同学发起成立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前排右一为贾樟柯）

　　贾樟柯表示：“过去我们只有16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电影是要用钱拍的，没钱怎么拍？但是，这个梦你开始做的时候，这个时代到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逐渐到来了！经济的高度活跃，国力的增强，电影产业政策的开放……你可以拍电影啊，国家单位不投你，有私营企业啊！私营企业不投你，有第一批富起来的人帮你啊，是不是？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这种个人的梦想、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愿望，正好跟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社会氛围、经济条件相吻合，我就变成了一个导演，拍到现在。所以我一直讲，我觉得自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我们这些导演。”

贾樟柯导演早期工作照

　　“我应该把我最切肤之痛的东西讲出来”

　　贾樟柯原本最喜欢的是武侠，但1997年，当第一次拍电影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现实生活。后来他回忆说，中国社会当时正处在剧烈的变化里，那个变化吸引着他：“因为我发现，在我的生活过程中、在我的生命里面，特别是在70年代末开始的这场变革里面，事实上有非常严肃的主题，需要用严肃的方法去表现它。什么是严肃的方法呢？首先是诚实的生命体验，它是扎根于个体的、实实在在的、切肤之痛的这样一种生命体验。我觉得我应该把我最切肤之痛的东西讲出来！”

　　贾樟柯的镜头下，有大都市人造微缩景观中打工、游荡、相爱、争吵的农村青年，有即将废弃的三线工厂快被遗忘的产业工人，有在海外自我放逐的曾经的煤老板……有人说他专门拍底层人物、边缘人群，他不认同，他说自己的努力恰恰相反，他拍的是普通中国人在时代变革中的获得、失去和选择。因为他最熟悉的是县城、是城乡交接部的生活，那里与大都会不一样，与农村也不一样，衔接着那么多的人口，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在银幕上基本没有。贾樟柯觉得自己应该去拍这个东西……

　　“我想写失败者，因为在一个激荡的年代，总有弄潮儿。但是对于大众来讲，总有一部分实现不了理想或是背离理想的人。我觉得就是（拍）普罗大众在这个年代承受了什么，他们的爱与希望是什么……”贾樟柯告诉记者。

　　作为近20年来，国际电影节上最常见的中国面孔之一，贾樟柯向世界展示他眼中的中国，也观察到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从过去看“想象中的中国”，变成了看“现实中的中国”。这些电影某种程度上让人们能够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经过一个阶段，逐渐理解“中国人在想什么”。

　　“这40年有扎实的影像记录”

　　从当初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到今天2000家民营电影公司；从没有票房统计，到全球票房第二，中国电影40年间走过低谷，又迸发生机。2018年一季度，中国电影市场创造200亿元的票房，创下了全球单一国家季度票房最高纪录，首次成为世界第一。这个“第一”，即使不代表质量和影响力，但至少体现了丰富和活力。 

　　贾樟柯认为，可贵之处在于，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导演，恰好是在这变革40年拥有了拍摄电影的机会，这么多导演一起，同步把这40年的变化、心路历程，通过电影的方法留了下来。多少年之后，人们是有迹可循的。这些丰富的影像留给后人，留给民族，这40年有扎实的影像记录。

贾樟柯导演接受央广记者郭静采访

　　见证者说

　　贾樟柯：因为我们这40年始终是激荡的，始终是不平静的，它一直席卷到今天，所以我没有停下来，从第一部电影，一直到最新的《江湖儿女》，背景都是这个变革。因为它是我的时代，我没有选择！它一直还在吸引我，目不转睛地感受变革中的自我。每一个好的时代，都是能给人梦想、成就人梦想的时代，激发起人们对自我的想象力，能让你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就是一个好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