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开年大剧《换了人间》一经播出，便受到观众的广泛好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换了人间》讲述了1949—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的历史风云，以及国共两党在军事、政治、经济、统战等各个领域之间殊死较量的故事。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便是著名作家、编剧王朝柱。王朝柱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又进入总政文工团工作，原本学习音乐出身的他，却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了文学，毅然选择弃乐从文，从此走上了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
从1964年开始，王朝柱发表过小说，写过话剧，做过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可以说，与文学有关的各个领域，他均有涉猎。圈里的朋友都称他为“柱子”，曾有朋友这样评价王朝柱，说他是作家里最懂音乐的，音乐家里最会写剧本的，编剧里最了解历史的。
1997年，王朝柱将全部精力放在剧本创作上，21年的时间，他创作了21部大型史诗电视剧，收获多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和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编剧奖。他的作品还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世界各地播放，受到广泛好评。
采访王朝柱的当天，记者来到他在北京的创作基地，也是他住了30年的地方──香山金源酒店。约定的采访时间是在晚上，正赶上晚饭时间，记者到达时他刚吃过晚饭，表明来意后，并未立刻开始接受采访，而是对服务生说：“给这位记者来一碗米线。”随后又转头对记者说道：“什么事都没有吃饭重要，吃饱了才有力气工作，先吃再谈。你尝尝这儿的牛肉米线，做得不错，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了，还就这米线最对我胃口。”
原本略显拘谨的采访气氛，因这简单的几句话，轻易化解，后面的采访也进行得格外顺利。王朝柱在采访时很少提及自己的事，但一聊到剧本和创作，便侃侃而谈。他说：“我这个人不重要，文学创作才最重要，如果我的创作经验能够给后人一些启发，也算我为社会作出的一点贡献了。”
好演员不会将差剧本演成经典
但能够为不错的剧本锦上添花
记者：《换了人间》于今年年初在央视热映，反响十分热烈，作为这部电视剧的编剧，您认为《换了人间》这部大型史诗电视剧能够受到观众如此肯定的原因是什么？
王朝柱：我经常强调，唯有坚定地运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革命历史，才能找到大型电视连续剧《换了人间》的戏魂。在中国现代革命伟大征程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开启了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换了人间》就是艺术地反映了这一伟大时代变革过程中，国共两党此消彼长的历史走向以及社会阶层变化，尤其是通过两种不同精神文化搏击，让今天的观众了解新中国是如何诞生的，人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自然，我们更想通过电视艺术特有的感染力，让观众感怀中国共产党领导这场“换了人间”的革命是何等伟大和不易。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电视剧《换了人间》能够获得广大观众如此欢迎，就足以证明坚持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历史是正确的。
记者：《换了人间》的主演仍是唐国强、刘劲等几位被观众熟知的艺术家，这次是您与他们第几次合作？您认为由他们来诠释您的作品，会产生出怎样的效果？
王朝柱：从1997年开始，21年来，我创作了21部作品，都是与他们一起合作的，我们这个团队从来没有分开过。表演艺术家与剧作家之间有一种辩证关系，那就是一个好演员不会将一个差剧本演成经典，但能够为一个不错的剧本锦上添花。我经常强调，如果我的作品不是由唐国强、刘劲他们来演绎，那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永远感谢这一批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是他们让我的作品焕发了新的光彩。同时，他们也因为演绎了我的作品，而成为国家十分优秀的、极具代表性的特型演员，这就是我们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
记者：每次您的作品开拍后，您会到现场去看看拍摄进程吗？
王朝柱：可能很多人都认为，编剧会去拍摄现场给导演或演员提一些指导意见，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但就我个人来讲，没有这个习惯，每次开机后，我都不会出现在拍摄现场。写剧本是我的专业，但拍戏不是，我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又怎能去指导导演和演员呢？我到现场，只会干扰到剧组的正常拍摄。就以《换了人间》来讲，这是我与天津市委宣传部第四次合作，我充分信任导演以及各位演员，这么多部作品合作下来，我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我相信他们能够把我的作品拍好，这是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剧本是电视剧的第一次创作，那么拍摄和演绎就是第二次创作，我要给予他们充分的二次创作空间。我在开机前会先和导演沟通，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然后就不再过问了，除非在剧本方面还有什么需要我来解决的问题。我对导演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如果导演与唐国强、刘劲这些演员在理解剧本和角色时，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一定要尊重演员，因为我和演员们在一起合作了21年，完成了21部作品，没有人会比他们更了解毛泽东该怎么演，周恩来该怎么演。
以宏大视野再现历史风云
用多种艺术手段塑造人物
记者：21年来，您所创作的作品一直没有离开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个题材十分严谨，发挥的空间也比较小，是什么原因让您坚持写了21年之久？
王朝柱：我虽然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毕业生，但是我喜欢历史，我曾与朋友笑称自己是“史海中的绿林好汉”。上世纪60年代，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想从中悟出更多人生哲理，历经十年潜心研读，暗自决定弃乐从文，学习太史公以人带史的传统，写一部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书”，并选定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作为这部“大书”的主人公。其实远远不止21年，前20年，我写了《李大钊》《周恩来在上海》《毛泽东周恩来与长征》《开国领袖毛泽东》等近20部长篇史传文学；后20年，我写了《辛亥革命》《寻路》《长征》《延安颂》《解放》《换了人间》等21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这是我几十年来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创作成果。
对于史剧作家来说，何为史？就是要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面、完整、真实、形象地再现历史风云；何为诗？就是要求全剧的描写、对话应尽量用诗化语言，尽可能用多种艺术创作手段塑造历史人物形象。史、诗两方面的艺术结合，就会成就史诗品格。可能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剧本很难创作，但在我看来，这就是我最擅长的。21年，21部史诗作品，我感受到的不是痛苦、煎熬，而是享受、愉悦。这21部作品是我作为一名作家的创作坚持，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一种追求。
记者：在创作剧本时，您是如何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兼顾艺术？史诗类作品的创作难点是什么？
王朝柱：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的回答是只要做好一点，就能写好这类题材的作品，那就是做好历史思维、艺术思维和唯物史观三种思维之间的转换。这句话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很难。艺术创作有两个必须遵循的定律，第一，历史离我们现在的时代越近，允许虚构的可能性就越低，甚至是零。第二，你所写的历史人物知名度越高，允许虚构的可能性就越低。而我所创作的作品，这两条定律全部涵盖，所以留给我艺术创作的空间就极小。细心的观众看完我写的二十余部电视剧，会得出一个结论：它实质是一部上自《辛亥革命》、下至《换了人间》，分部写成的长达近500部集的史诗大剧。因此，这就要求我在长达二十多年的写作中不受客观形势影响，使每一部电视连续剧的艺术风格和结构既有变化又要统一，让不同时代的观众感受到大气磅礴、浑然天成的艺术效果。在写作中除了坚持用唯物史观解读中国历史，还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史诗品格艺术再现这段历史，这其中最难的是艺术风格统一中的变化。
如果觉得还有东西未能表达
那么这部历史大作就不算完成
记者：《换了人间》是您第四次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合作，您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时，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也在天津，能否谈谈对天津的印象。
王朝柱：1958年我来到天津上学，当时叫中央音乐学院，就在河东区大王庄十一经路，也就是现在天津音乐学院的所在地。我常说我是半个天津人，因为我的户口落在天津南郊葛沽整整40年，后来才迁到北京，天津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在这里我经历了很多。200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时任天津电视台台长万克同志的电话，说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同志邀请我来天津，想和我商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从此结缘，我在天津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天津电视台的全力支持配合下，连续创作了《解放》《辛亥革命》《寻路》《换了人间》四部史诗品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是说来也十分惭愧，近30年来，我的创作主打电视连续剧，在前20年的创作中，我从未想过以天津为主要背景写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与天津合作，真是愧对天津的父老乡亲。我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想为天津做点什么，也算终于如愿了。
记者：听说您从创作剧本开始，就一直住在香山，为什么会选择这里？
王朝柱：21年来的21部作品，大都是我在香山金源酒店338房间完成的。起初，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塌下心来创作，这里很安静，平时很少有人来。旁边就是香山，香山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迁驻北平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是党中央指挥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和筹建新中国的指挥部。香山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折的一个重要纪念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里程碑，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和光荣历程。在这里有一种“香山精神”，那就是“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在这里进行创作，我感觉自己离那段历史很近。我已经很多年没回家住过了，一来是这里有我的太多书籍和文稿，回到家，没有这些资料，我写不下去。再有就是怕家人担心我，有时灵感来了，我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它先写下来，如果家人看到我这样玩命干，一定会劝阻我。
记者：写电视剧对体力、心力的消耗都非常大，作为“40后”，您还会继续进行剧本创作吗？
王朝柱：的确，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也确实不如从前了。也曾有人建议我创建一个编剧团队，把思路交给团队，剩下的让年轻人去完成。我没有采纳，我认为如果这个剧本不是由我从头到尾独立完成的，那就不是我的创作，也不会与我的想法完全贴合，与其改来改去，不如自己写得痛快。几年前，我因为过度劳累身体吃不消，做了一次大的心脏手术。家人和朋友都为我担心，劝我不要再写了，可我还是选择继续写下去，《太行山》《邓颖超》《换了人间》就是在手术之后完成的。我总觉得还有东西没表达出来，那么我这部历史大作就不算完成，如果就此停笔，会是我毕生的遗憾。至于《换了人间》之后我还会不会继续写剧本，我想先卖个关子，也许我会有新的作品，也许会写长篇小说，所谓“万事皆有轮回”，既然长篇小说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或许我会从头再来。如果写了长篇小说，我想把我的作品交给我女儿来进行改编、拍摄，这也是她的一个心愿。
王朝柱口述
曾在天津小站苦读历史
我的家乡在河北吴桥，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个习惯，介绍自己时会说，我是个农民，到现在也是如此。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和兄弟姐妹就相继离世，只剩下我和大我十多岁的哑巴哥哥相依为命，靠乞讨为生。为了糊口，我学过杂耍，学过敲鼓、吹笛子，日子过得虽苦，但并没有打垮我，反而让我对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日子慢慢好起来，家家户户都分了田地，我还分到了两箱子图书。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图书比任何东西都珍贵，我对书中的一切都充满了渴望。
通过学习，我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来到天津。当时中央音乐学院校址在天津，也就是现在天津音乐学院所在的地方。在大城市学音乐的孩子，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像我这样农民出身的穷学生很少。我穿着粗布黑棉裤、黑棉袄，棉裤还是大裤裆、大裤腰的那种，裤腰向旁边一折，扎一条细麻绳，说一口河北吴桥方言，土得掉渣儿。
后来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我被遣送到天津小站劳改农场，一呆就是6年，每天早晨带上干粮，赶着大群嘎嘎乱叫的鸭子，奔向一汪长满芦苇的鱼塘。鸭子在鱼塘觅食，我坐在鱼塘边看书。那时候毛主席提倡读史，我便理直气壮地读起了史书。从《史记》到中国通史，从近现代史到中国共产党党史，我一部部地读，不仅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开阔了我的人生视野，更在比较中明辨了历史是非。这为我后来创作历史影视剧本、写历史人物传记，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恐怕我还真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研究历史，或许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后来我进入总政歌剧团，这时我发现文学对我的吸引力远超音乐。我决定弃乐从文，从总政歌剧团调入总政话剧团，做起了编剧。我写过话剧，写过小说，写过传记，写过电影，最终写起了电视剧剧本。我说不清为什么会发生这些改变，非要有一个解释，那就是这是历史决定的，我要遵循时代的变迁，更要遵从自己的内心。文学创作是我的选择，也是我一生的追求。
